各种各样的信号表明，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重大的风险。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其彻底解决还有赖相当的时间和努力，中间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波折。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在未来两年之内，欧洲能找出一个基本解决框架，逐步化解危机。

　　比欧债危机更加严重且尚未完全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动荡。美国的财政问题远比欧洲严重，其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7%以上，包括医疗保险(行情 专区)、退休养老等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100%，人均负债水平达到10万美元之多。这一系列困难不可能简单通过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应付过去，根本性地削减福利性开支、增加财政税收的改革措施是不可能避免的。虽然改革是让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美国的危机远远没有全面爆发，避免危机的改革迄今还完全没有启动。可以预见，在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后，这种改革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在美国国内的政局不断拖累改革进程，而欧洲逐步走出欧债危机阴影、步入改革道路之时，全球金融界的焦点将重聚美国。最让人担心的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公共财政数据，会令资本市场产生新一轮的动荡，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将会冲击整个世界。

　　除了来自经济方面的冲击之外，影响中国未来三到五年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国际因素，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抱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主要体现为对中国的发展不看好，出现了各种各样唱衰中国的声音。其另一个表现，就是美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各种渠道限制中国的发展。所谓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说穿了就是压迫中国的国际运作空间。这种国际环境将使2012年比之于十年前领导人换届之时更为明显恶化。恶化的国际环境，会极大地干扰中国战略决策者的注意力，也会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国际贸易(行情 专区)等发展制造出种种羁绊。对于新一代领导人来讲，这种恶化的国际环境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挑战。

　　国际之外，中国未来三到五年的困难，更多体现在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正在退出舞台，其中包括房地产(行情 专区)。未来若干年，房地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可能回到过去十年那样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高地价和高房价必然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力度不可能持续高位。与此同时，出口这个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重要增长引擎，也会因为国际经济的增速放缓而日益减弱，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会持续下降。

　　中国经济旧有增长机制的退出，不可能迅速由增长的新亮点进行弥补。这些新的增长亮点首先是逐步上升的居民消费。经过我们的计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每年上升1%左右，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但需要3-5年才能达到45%以上。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继续体现，但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由于公共财政改革不到位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压力尚待化解，其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增长的巨大新动力。至于生产能力的改造和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也会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出现一定困难，这种增长动力不可能完全到位。所以，从国内来看，新增长点不可能迅速上升，取代旧增长点。

　　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三到五年面临种种挑战，但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尽管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仅仅达到美国的18%。就算中国经济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仍有从18%到35%—即拉丁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那就是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不管是35%还是75%，从18%起步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是非常大的。

　　再者，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有巨大的腹地，中西部仍有大量待发展的区域。这些区域的百姓仍然十分贫穷，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十足，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仍在。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大国经济，不同于日本、韩国等相对的小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不依赖外需的发展道路。

　　其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原始动力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百姓到精英阶层，对于经济制度的现状仍然是不满意的，改革的呼声仍然是巨大的。这种原始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被新一代领导人所凝聚，形成一股新的推动改革的力量。这一点与1985年的日本完全不同。1985年的日本，在经济制度的变革方面已经出现了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迹象，经济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仅仅达到美国18%的基础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未来仍然有10-20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前景，中国经济的潜力是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