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欧洲战场各军队的犯罪记录:野蛮摧残妇女

强奸，这是为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用以强凌弱的方式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和平时期的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但是，这种惩罚在战争时期却经常会出现例外。一旦一个国家的最高强制力--军队本身成为了强奸罪行的载体，道德和法理都对之束手无策，当犯罪的军队处于战争中强势一方时尤其如此。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敌方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程度最严重的情况并非发生在处于野蛮时期的人类社会，而是发生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并拥有了国际法准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队的性犯罪记录具有显著的差异。 
　　无论是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群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 
　　和盟友英军的绅士风范相比，美军的性犯罪记录略显尴尬。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美军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 
　　在盟军方面名声最坏的是法国军队。1945年4月16日，在“二战”中受够了德国人窝囊气的法国军队在美军的空中火力支援下开进了以斯图加特为中心的巴登符腾堡地区。17日，大批法国第一军团的士兵涌进了号称“黑森林珍珠”的小城弗劳伊登斯塔特，然后就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在城内废墟上历时三天的群体性“性捕猎”行动。凡是和他们遭遇的德国女性几乎都不可能逃脱被这些“解放者”疯狂蹂躏的命运。根据当地的一位女医生卢茨的回忆，在那三天里光是来她医院就诊的被强奸致伤的妇女就超过600人，有一个伤号在一夜之间被法国人折磨了上百次，其间昏死过去十多次。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在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被法军士兵强奸的妇女为119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已经74岁。

那么，在“二战”期间对欧洲各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德国军队的性犯罪记录又如何呢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以4条罪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起诉并定罪，其中有一条是可以包括强奸行为的“违反人道罪”，但公诉人并未对德军的强奸罪行提出指控。 
　　战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德军的大规模强奸行为从未被涉及到。 
　　德国的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在“二战”中曾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我采访过的德国老兵中，无人承认其所在部队发生过强奸行为。 
　　柏林的罗迪老先生说“我在当兵的时侯从来就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回忆说“对强奸行为的处理时间很严厉，如果强奸行为被投诉，肇事的人会立即被押送军事法庭审判。在战事紧张的时侯，这样的人会先被送入缓刑营，然后被送到最危险的前线去作战。我当连长的时侯，一个士兵因为盗窃被判刑，他在监禁期间给我写信，说他宁可回前线来战死。关于军纪要求，我作为连长知道的要比普通士兵多一些，因为在升军官之前我要参加军校培训，在那里我们不仅要掌握武器和战术，还得搞清楚很多规矩。”说着话他拍了拍脑袋，“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危险而动荡的战争环境里，凶悍而阳刚的德国军人真的会在占领区的妇女面前变成了压住欲火的“谦谦君子”吗  更深一步的采访和史料查询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从普鲁士时代起，德国军队就有重视荣誉的传统，侮辱妇女显然是违背这个传统的。 
　　到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限制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的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发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统计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这些军内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背叛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看当事人是否犯有强奸罪行。 
　　就德军的指挥层而言，士兵对妇女实行性侵犯是严格禁止的，这和“二战”期间日军阶段性地对士兵实行性放纵的做法有着明显区别。但这一点并不说明在德军不存在个体的性犯罪行为。战争初期的一连串胜利，使德军的占领区迅速扩大，战线广阔而遥远，军队对士兵的控制力相对变弱。加之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作用，很多士兵对东部战线的异国平民的人格采取鄙视态度，一些色大胆也大的军人开始尝试通过武力从占领区平民身上获得性满足。

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侵犯当地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第14集团军总指挥李斯特在当月命令下属采取措施来约束侵犯和强奸妇女的行为。 
　　1941年9月，陆军元帅君特.冯.克鲁格（后卷入军内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并因行动失败而自杀）在苏德战场上对军队下达了制止强奸行为的命令。 
　　根据1944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判例统计，在总数为1700万德国军人中，性犯罪判例为5349个，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和美军进入德国后的性犯罪比例大致持平。 
　　在欧洲战场上的“二战”史卷中有一段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

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怀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还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也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呢  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 
　　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今波兰的特辛卡），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东普鲁士小城罗塞尔（今波兰的雷谢尔）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视角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  ！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被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当苏、德两军的战线终于被推入德国境内时，德国平民开始为苏军的巨大牺牲作出补偿。在军方高层的默许之下，蜂拥而至的苏军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和欲火不加克制地喷泻在他们遭遇的德国女人身上。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但是，让德国民众认同这样的“解放”观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关于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史实，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全面的是两位德国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这两位在童年时期见证过“二战”的女士开展的调查工作持续了整整5年。很多受害人拒绝接受她们的调查，在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人当中，大多数人只同意谈话而拒绝在摄影镜头前露面。桑德尔和焦尔不仅采访了大量受害女性，还想方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她们还查询了大量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

　　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女权主义者给出了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受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攻占柏林后，共计1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

　　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总共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

　　根据桑德和焦尔两人的调查，在大柏林地区的多数受害者是在1945年4月27日到5月4日之间遭受强奸的。也就是说，在柏林战役的后期和战斗结束后的最初几天里，苏军在整个柏林掀起了一阵强奸狂潮。

德国《明星》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有时士兵们是排着队强奸一人的，据目击者反映，轮奸的秩序通常良好，只是有的人会拽一拽正在做事的士兵的腰带说：“结束吧，该我了。”很多受害者被摧残致死的事实，使柏林城内开始弥漫起了恐慌气氛，很多家长都尝试着把女儿藏进屋顶或杂物堆里，有的则把女儿扮成老妇，但因为这种伎俩因过于老套和普及，往往会被苏军大兵轻而易举地识破，能借此躲过劫难的人很少。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战后能够在这方面展开深入调查的学者多为女性。我想，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害妇女在同性面前打开这充满耻辱的记忆之门的障碍较小，还在于女性的学者对当事人的痛苦具有更深的理解，对呼唤女权，杜绝罪恶具有更强烈的意愿。

　　女作家弗里德里希在《柏林舞台》一书中写道：一个18岁的少女在被苏军发现后，前后被强奸了60多次，士兵们会共享女人的住址，每天都有人来，每次基本都是新面孔。他们甚至强迫女孩子的父亲在一旁站立观看。有一位男子用割腕的方式杀死了他那被强奸了十多次的女儿，他说：尊严失去了，一切就都失去了。

　　很多受害妇女在遭受了胜利者的摧残后还必须面对同胞的鄙视，她们被普遍称为“楼梯战利品”，被亲人冷淡甚至遗弃，很多受害者在彻底绝望后选择了上吊或投河自杀，其中不乏在强奸后有了身孕的人。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军对自己的同胞姐妹也一样毫不留情。

德军在占据苏联西部领土期间，曾把大批的苏联平民驱赶到德国强制劳动。当这些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劳工被苏军解放后，其中很多妇女竟遭受到了“子弟兵”的强奸。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契甘科夫曾在1945年3月就此类情况写过一份报告。在苏联解体后，英国历史学家贝夫在俄罗斯的解禁档案中找到了报告原文，并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公诸于众：

　　2月14日夜，一个惩罚连包围了一个牧牛的村庄，闯进了妇女们的住处，对这些刚刚被解放的女人进行了有组织的强奸……

　　2月24日夜，35名官兵来到埃尔斯以东10公里的格鲁腾贝格，闯进了女人们的住处，强奸了她们……

　　在布恩茨劳注：今波兰的博莱斯瓦维茨的司令部有一百多名妇女，她们被特别安排在离司令部不远的房子里居住。3月5日深夜，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的6名喝得大醉的军人闯进房间殴打和侵犯这些妇女。这种事情远不止这一次，几乎每晚都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些女人们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不满，其中一个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女人说：我整天整夜地盼望红军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军人对待我们比德国人还差…… 

　　叶娃.施图尔说：“我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一开始就加入了红军。不久德国人来到了我的家乡，我被强行抓到德国在这里的一家工厂做工。红军来了，但士兵却侮辱了我。我向一个军官哭诉说我的兄弟也在红军，但他却打了我，并且强奸了我……”

　　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到了苏联共青团中央，接着又在当月29日被送交苏维埃国防委员马林科夫的手上。从表面上看，契甘科夫呈交这份报告的动机非常荒唐：他不是提请苏军政治部门和共青团组织加强对年轻士兵的教育和管束，而是想提请这两个部门“在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中间更好地开展起政治思想工作”，以避免她们把对苏军的这种不满带回家乡。但是我相信，军官契甘科夫的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在军队的强奸行为已得到高层默许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以一种能使上层接受的姿态来揭示正在发生的军队罪行。他的报告并未改变事态，却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证据。

　　“二战”的惨痛教训迫使欧洲摆脱了“战争－结仇－再战争”的历史怪圈，但这并不说明人们会轻易忘记历史的伤痛。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在战争刚结束时曾遭受过苏军大兵的强奸，那时她才12岁。我曾就此事征求过一个在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朋友的看法。他耸耸肩说：“那不是科尔太太的耻辱，也不是德国的耻辱，而是苏联的耻辱。它不反省，最后就被自己的欠债压垮。”

　　获胜武装力量的强奸行为具有最严重的犯罪后果，因为社会对这样的暴行根本无力遏制。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军人性犯罪也必然要对军队自身以及它背后的国家产生最大的形象杀伤力。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加剧了整个欧洲对苏联的反感，也为战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价值观推广构成了极大障碍。德国的女性为纳粹的罪恶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而苏军的强奸行径也使这支曾取得人类战争史中最辉煌胜利的威武之师集体蒙辱。

　　军队之纵欲，归根到底还是自身的受伤最深。原因很简单：军队要捍卫的不仅有祖国的主权和领土，还有她的荣誉。一支在异性面前很容易大面积褪下裤子的军队，在残害女人的同时也在践踏着自身的尊严，并在自己国家的脸上刻下一道久难愈合的丑陋疤痕。经验表明，凡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群体强奸行为的军队，其后代无论再怎样显示军容军威，在世人心目中都很难引发“正义之师”的观感。正如“日军”一词一样，至今只要被人提起，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负面和贬义的印象。

后记

　　中、德之间的历史积怨非浅。

　　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事件电告远东舰队：“中国人终于给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理由。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从而占据了胶州湾，并获得在山东的开矿和铁路铺设特权。

　　“庚子之乱”时，德国派出的侵华远征军人数前后总计达到2万，形成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来自柏林的统帅瓦德西发动了46次对中国抵抗力量的讨伐行动，其中有德军参加的行动达35次。在中国根据《辛丑条约》必须赔偿的4亿5千万两白银中，德国获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德国都分处对立的国际阵营。

　　中、德之间之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缘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把欧洲的后起之秀德国视作富国强兵的榜样。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张之洞率先借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教官来组建新式军队，李鸿章也曾选择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来加强中国的海防，并完全采用德国战舰来装备中国的北洋水师。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军的军官到德国留学，卞长胜等7个年轻人成了中国最早的陆军留洋学生。

　　在一次次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诞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对中国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来自德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的初期，世界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计划大多持观望态度。美国乐观日本与中、苏两国为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军援请求置之不理。苏联为免遭日、德两国东西夹击的威胁，也曾经希望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对日出兵请求，还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宣告：“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就此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留德学者陈仁霞曾在研读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和爆发后的初期，德国曾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第一国际力量。 

　　为了避免中苏两国出现结盟，促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形成有效钳制，主导纳粹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的德国传统精英派分子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3星期后，德国外交部在一则工作训令中指出：“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已迫在眉睫。1936年，德国曾协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经济中心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以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双方秘密签署的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应在随后5年中每年向中国提供价值2000万马克的军火和机器，中国则在10年内每年向德国提供价值1000万马克的农业、矿业产品用于还贷。

　　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的数量占据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在“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培训的30万中央军成了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绝对主力，而在这一年里由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数量在全世界占据第一位。面对头戴德制M35钢盔，手持德国武器，以德国顾问传授的战术与之作战的大批中国军队，日军恍惚感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对德国人的战争。在日本的一再抗议和退出《**产国际协定》的威胁下，德国在1938年决定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同时撤回了德国军事顾问……

　　在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之后，人们渐渐发现，德国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在欧洲的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中国则成为了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市场。

　　诚然，国际关系的构成从根本上说是以利益需求为基础的，刻板而务实的德国从来都不会致力于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谋求“万古长青”的友谊，或者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德两国透过一个多世纪的往来获得了一个共同的经验：长期以来在中德之间总是利益的互补明显大于利益上的冲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特别瞩目德国。而要认识今天的德国，就离不开了解那两次震惊世界的大战，因为那段历史卷入了所有的德国人。当代德国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二战”老兵的后代。 

　　在柏林，我接触过很多对德国充满兴趣的国内来客。但说起德国，他们全部的历史知识似乎只有一个“二战”。一位工程师出身的国内处长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说出古德里安、隆美尔、凯瑟林等一连串德军名将的名字，还能对德军抢在英军之前登陆挪威、在进攻荷兰时首次动用伞兵占领要地、绕过马奇诺防线以装甲部队突袭法国、在东线一次俘获苏军60万人的大包围战等等德军经典战例如数家珍。很明显，他对欧洲这场浩劫的解读更多的还属于一种基于个人爱好的战史和战例欣赏。

的确，波澜壮阔的战争在旁观者的眼中不乏娱乐性，对热衷军事，崇拜强人和喜欢刺激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之所以能打得如此激烈、残酷和持久，德国军队的素质、装备和耐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轴心国军队的最高作战能力是由意大利军队来代表的，那么这场战争极有可能在爆发一、两个月后就彻底结束了。

　　战争的延长，换来的是资源和生命的持久而巨大的消耗，在近六年的战争中，欧洲死掉了近4000万人，被摧毁的城市和村庄不计其数。无论是走向胜利还是走向失败，在这场大厮杀中扮演主角的各国军队走过的都是一条血路。也只有对这些惨痛代价毫无体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二战迷”，“德军迷”，“希特勒迷”，甚至是新纳粹分子。

　　纳粹离我们有多远？普遍的认识是：人类历史上这黑暗一页已经永远地翻了过去，“二战”后的世界已不存在滋生纳粹的社会土壤……对此，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多市的库伯利高中任教的罗恩.琼斯先生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纳粹和在民主社会中生长的年轻人之间其实只有5天的距离！1967年，历史教师琼斯为帮助他的学生们理解什么是纳粹主义而精心安排了一次“教学实验”。他提出了“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和“行动铸造力量”的口号，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学生，在班里大力鼓动集体主义精神，并成功地让学生们把自己视为精神领袖。在他的带领下，自豪而亢奋的学生们不仅统一了思想、着装和行动，还组成了一个名为“浪潮”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琼斯为这个团体设计了一个标志性的动作：用右臂从右往左划出一个波浪状的曲线。“浪潮”的扩展是神奇的，学生们四处发放传单，积极扩大组织，很快就从20人变成了200人。最后，琼斯为这些年轻人播放了一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影片，让学生们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和影片中的纳粹分子竟是如此相近，被控制下的排他性集体狂热会如此容易就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而这一切的转变，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

　　奔驰公司一位采购经理在和我谈到德国的纳粹历史时说：“我的生日经常让我难堪。”说话之间，他的脖子一缩嘴一瘪，两个大眼珠子左右转了两个来回，作出了一种内心不安的表情。我立即就明白了：他出生的日子一定是4月20日。

　　有一次他在俄罗斯出差时赶上了自己的生日，当晚邀了两位同行者一起到莫斯科一家酒馆里小酌。小酒正喝得高兴，一群俄罗斯的光头混混闯了进来。当他们发现有几个德国人在场时，非但没有闹事，态度还特别友好，马上凑过来就要一起喝酒。攀谈几句后，他们明白了这几个德国人在此小聚的因由。有一个混混当即起身高喊：“这位德国兄弟和我们的元首是同一天的生日，让我们一同庆祝吧！”小酒馆里顿时热闹地开了锅，众混混们同声高呼：“元首万岁！”这位德国的经理此刻完全懵了：一心要灭掉俄国的希特勒怎么会成了这些俄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元首”呢？他实在是想不通。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僵死的纳粹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悄悄复苏。目前，新纳粹组织如雨后毒菌一样在美国、俄罗斯以及众多的欧洲国家大片滋生。当传统的强势国家开始面临发展的瓶颈时，其内部的右翼势力总会在外部寻找责任人，矛头所向或是其它国家，或是内部“异类”。前者导致国际霸权主义的不断强化，后者导致国内极右势力的沉渣泛起。一旦大众的排外意识转变为极端分子的行动，纳粹的种族主义纲领、宣传口径和组织形式就很容易成为现成的武器，新纳粹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活跃着一大批酷爱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形象、装备、战术素质和作战业绩的“二战迷”，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战争带给人们的刺激、对历史的误读、对德军之“酷”之“帅”的欣赏、在各种玩具、电影、读物、杀人游戏的影响下逐渐生成的崇尚暴力的心理……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些年轻人不加掩饰地赏识纳粹的意识形态和侵略行径。在网上以“党卫队”为自己冠名，用纳粹礼的那声“万岁”和网友打招呼，把纳粹的万字符甚至希特勒头像用作个人的形象图标……。

　　一个在德国商会驻华办事处工作的德国人曾对我说，他有一次在北京乘坐出租车，司机师傅一听说他是德国人，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马上就和他大谈希特勒，还竖起大拇指说：“人家是这个，厉害。”好像不这样就难以表达对德国哥们儿的敬意。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一些年轻人为了和他表示亲近，会开玩笑地把右臂斜举起来向他行纳粹礼。他说，每到这时他就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脸红，也为这些人的无知而气愤。他苦着脸问我：“如果我对你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四人帮'是这个，了不起！你们会怎么想？”

这些奇怪的表现折射出的是隔膜，是前人和后人，历史和现代，无知和理性，亲历者和旁观者之间的隔膜。想要消除这些隔膜，你需要了解德国的那段历史；想要了解德国的那段历史，你就需要了解德国老兵，因为他们最容易说清“二战”的历史留给德国人的是什么。为此，我写了这本书。

　　为了兑现我的承诺，我在本书中不使用“德国鬼子”来称谓那些配合我采访的老人。我希望能用这本书把朋友们带到一些德国老兵的身边，去倾听一下这些耄耋老者的战争经历和体验。我付出努力的目的不在于填补历史，而在于启发对历史的认识。在这批不为世人所关注的德国老兵行将就木之际，记下他们的战争经历和感悟具有显而易见的“挖掘”意义，因为外界对这批曾“造就历史”的战败军人的所知所想了解得太少了。

　　回想在1988年4月乘飞机第一次飞临德国上空之际，我对自己当时的感受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大好河山，没有去想更多。当我一步步地进入德国老兵的世界之后，我真正开始理解了这个能够在废墟上重整河山的民族，同时对战争于人类所产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

　　战争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说战争是野蛮的，因为它是人类的同种彼此杀戮。纵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规律：

　　除自然灾害之外，人类所承受的最大损失和痛苦从来都是来自彼此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根本起因总是源于不同族群、集团或国家间的利益争夺；

　　物质文明的每一步显著进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手段，即杀人武器和技术的更新；

　　战争在物资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效率上超过了人类任何其它的活动；

　　为准备应付战争而持久投入的军费，是人类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最大浪费；

　　敌对国家之间武力对比的失衡状态并不能遏制战争，反而会促成战争手段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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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战争的方法就是从战争的历史中悟透战争，但我们通常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呢？法国学者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二者发出的暗示可谓异曲同工：历史永远是为现代人的需要服务的。既然如此，战争于人类的意义也就很难从其历史中被悟透。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上无数次惨烈战争的教训原本足以让现代人变得更加理性睿智，但遗憾的是，人类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力总是很差，或者说根本就不愿去面对历史这面镜子。因此，他们记住的往往是战争的功效，而不是战争的代价。于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出现任意打击或占领其它主权国家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会发生花样不断翻新的以平民生命为代价的各种恐怖袭击；会上演以武力作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最高手段的大国间博弈。激光武器、生化武器、钻地高爆弹、遥控杀人飞机、洲际导弹、太空武器以及足以让地球生物毁灭上百次的核武库，人类的最高智慧不断结晶于能够高效杀戮同类的各种新型武器……如果这一切并非源于人类的集体愚蠢或健忘，而是出自少数人在控制世界财富的动机下的周密计划，事情就变得尤为可悲。

　　纵观世界各国，德意志人对战争的记忆和理解无疑最为客观和深刻。在世人心目中，这个民族的个性闪光点在于它严谨和求精的行事作风。但在我看来，德国人认识和思考历史的态度和能力才是最为可贵的。他们制造过最深重的罪恶，经历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完成了最彻底的历史反思。

　　德国人把前辈打过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战争，其特征是以争夺利益为目标，在作战手段中基本遵循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另一类是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其特征是以屠杀生命作为征服敌手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阅读德国的战争史时我发现，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只把其前辈进行的两场战争冠以了“灭绝战争”称号，其中一次是“二战”时期德国在东欧战场上进行的战争，另一次是20世纪元年德国远征军在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批德国历史学和汉学的专家撰写的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一本书的标题很能代表德国知识分子对前辈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认识，书名叫作《我为来到中国而羞愧》。作为德国远征军的后代能以这样的立场书写先人经历的历史，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在“二战”后重新融入世界的一个根本性条件，那就是在德国的大众诚信基础上，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对历史的反思超越了民族意识、自身利益和政治时尚，其二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普世价值观作为了评判历史是非的尺度，其三是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并不受战争的胜负结果和历史定论的影响，其四是对历史的反思具有足够的时代纵深。一个社会的思想精英群体能够以这样的姿态去引导人们读史，这个社会的当代行为就不大容易陷入愚昧和迷茫，从这一点出发，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国际处境会如此不同。

　　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只有这种痛苦，才迫使我们大彻大悟。”19世纪这位德国哲人的至理名言已经应验在了他的后人身上。对于这一点，前纳粹德国国防军中尉连长，退休教授奥克尔在回忆录中写下的一段话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在经历了所有的黑暗、疯狂和价值毁灭之后，我的一切变化可以用一个梦想来表达。

　　我梦想，在我们星球上的所有民族能够共同达成一个销毁杀人武器的决定，一起来监视这个决定的执行，并且禁止任何继续生产的行为出现。由此节省出来的财富，我们将用来投资海水的淡化，然后用这些淡水去浇灌沙漠，在那里培育出草场和森林。人类不再有征服欲，不再有极端行为和狂热领袖，一个没有仇恨、暴力、报复和侮辱的世界由此而生。这个梦想何时能够实现？或许要等到公元3000年？……

　　一股令人心动的思想清泉，历经了80多年岁月的涤荡，而这一番肺腑之言又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找到多少共鸣呢？不过，我相信从那场战争走过来的很多德国老兵们能读懂它，因为我曾多次他们口中听到过完全相同的一句话：

　　“我们永远不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