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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高清珍贵彩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高清珍贵彩照
本组照片记录1972年尼克松访华从下飞机到国宴到参观的过程。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尼克松访华意义不亚登月
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上午11时半，乘坐空军一号，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大批随员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之旅。对于还不熟悉中国的美国人来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亚于去月球访问。也正是因为这次不同寻常的访问，中美两国从此进入了全新的交流阶段。
尼克松启程之前，在白宫召开记者发布会，上千名媒体记者、政界人士、学生代表齐聚，为尼克松访华之旅送行，并送上良好的祝愿。尼克松确实开启了全世界两大国的破冰之旅，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人群中，一个标语引起了摄影师的注意。“Be a nice guy with Chou Enlai”：“在周恩来面前好好表现”。这表达了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改善的迫切希望。
在空军一号前往中国途中，尼克松向中国通基辛格博士咨询访华事宜。
优雅的尼克松夫人帕特·尼克松在空军一号上翻看智囊团准备的访华材料。当时世界第一大国在一个贫穷落后大国面前还是谦卑的。
步下飞机前的尼克松夫妇和众人招手
步下飞机的尼克松夫妇
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这是跨国大洋的世纪握手。这是尼克松女儿寄给冀朝铸的照片，是真实历史照片。
这张是中方发表的照片，翻译冀朝铸被修掉了（PS，呵呵），取而代之的是红人王海容，1972年5月至1973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继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在文革期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经常伴随毛泽东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尼克松访华时的中国三军仪仗队，尼克松称赞说：“中国仪仗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一个”。其实不是专业的哦，是临时从北京军区抽调的。
迎接尼克松访华的车队，广场上文革斗争式标语依旧
尼克松检阅中国三军仪仗队
迎接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到处是标语是文革的一大特点
随行的美国记者，穿着跟当今无异，这就是中美的差距
在访问途中，摄影师拍下了围观尼克松车队的人群。一块巨大的标语，彰显了时代特色。
尼克松、周恩来交谈
2012年4月尼克松图书馆的“帕特·尼克松百年纪念展”，展出了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写有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的一份英文菜单。
保存于美国尼克松图书馆的中方欢迎宴会菜单（南方周末资料图）
菜单上的英文可直译为：
开胃冷盘、竹笋蛋白汤、三丝鱼翅、炸焖大虾、蘑菇芥菜、椰子蒸鸡、杏仁豆腐、糕点、水果。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信息，2月21日晚的菜单可确认为：冷盘（包括卤蛋、蛋卷、火腿、香肠、填鸭等）、竹笋蛋白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炸焖大虾）、草菇盖菜（蘑菇芥菜）、椰子蒸鸡、杏仁酪、糕点、水果。
菜单上没有鲍鱼。
2011年1月，在纽约曼哈顿饭店，美方试图去还原这一次宴会的菜肴，去纪念这一特殊时刻。负责该事宜的厨师唐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尽管尼克松访华让全世界瞩目，但周恩来招待总统的晚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令人兴奋。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中国并不知道美国人喜好，”唐先生说，“但为了考虑他们的口味，当晚的菜肴中还是加了烧猪肉和中式香肠这种并不常用作国宴的菜肴。此外，中方特
当然，宴会上也有传统的中式菜肴，比如鱼翅汤、香菇芥菜、清炖竹笋汤，以及糖醋鱼。
当晚，当周恩来总理举起筷子时，这意味着晚宴正式开始。在现在可以看到的电视画面中，尼克松总统努力用筷子将菜肴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嘴中咀嚼。全世界都通过这个画面看到美国总统品尝中国菜。
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回忆起这一次的宴会时表示，“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不仅一道道菜无休止地端上来，而且桌旁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尼克松总统夫妇从乐队指挥身边经过。
宴会中军乐团演奏周恩来钦点，同时也是尼克松最喜爱并在就职仪式中选择的曲目——《美丽的亚美利加》。
周恩来的祝酒词
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最后，我建议：
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其他美国客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干杯！
在这篇祝酒词里，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周总理常说的“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此为道，道是无形的，却表现在有形的器物之中。
擅长做研究工作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细心研究毛主席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
尼克松索性在周总理致祝酒词之后的答谢词里直截了当地说：
“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结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每次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都会有新感受，真是历久弥新。
尼克松祝酒词
Mr. Prime Minister and all of y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is evening:
总理先生，在座的各位贵宾：
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guests,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the incomparably hospitality for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re justly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I particularly want to pay tribute, not only to those who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 but also to those who have provided the splendid music. Never have I heard American music played better in a foreign land. Mr. Prime Minister,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your very gracious and eloquent remarks. At this very moment through the wonder of telecommunications, more people are seeing and hearing what we say to them than on any other such occasion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world. Yet, what we say here will not be long remembered. What we do here can change the world.
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无可比拟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我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给我们演奏这样美好的音乐的人。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总理先生，我要感谢您如此盛情和意味深长的讲话。此时此刻，通过电讯的奇迹，在观看、在聆听我们的讲话的人数是空前的。也许，我们在这里的讲话不会长留于人们的心中，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
As you said in your toas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If our two peoples are enemies, the future of this world we share together is dark indeed. But if we can find common ground to work together, the change for world peace is immeasurably increased.
正如您在祝酒词中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互相敌视，那么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会暗淡无光。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相互合作的共同立场，那么实现和平的机会就将无法估量地大大增加。
In the spirit of frankness vvhich I hope will characlerize our talks this week, let us recognize at the outset these points: We have at times in the past been enemies. We have great differences today. What brings us together is that we have common interests which transcend those differences. As we discuss our differences, neither of us will compromise our principles. But while we cannot close the gulf between us, we can try to bridge it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talk across it.
我希望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谈将是坦率的。本着这种坦率的精神，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几点：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会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So, let us, in these next five days, start a long march together. not in lockstep, but on different roads leading to the same goal,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orld structure of peace and justice in which all may stand together with equal dignity and in which each nation, large or small, has a right to determine its own form of govemnient, free of outside interference or domination. The world watches. The world listens. The world waits to see what we will do. What is the world? In a personal sense. I think of my eldest daughter whose birthday is today. As I think of her. I think of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world, in Asia，in America, in Europe, in the Americas, most of whom were born since the dat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 上向同一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
What legacy shall we leave our children? Are they destined to die for the hatreds which have plagued the old world, or are they destined to live because we had the vision to build a new world?
我们将留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注定是要因为那些曾祸患旧世界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因为我们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be enemies. Neither of us seeks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 neither of us seeks domination over the other, and neither of us seeks to stretch out our hands and rule the world.
我们没有要成为敌人的理由。无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侵占对方的领土；无论哪一方都不企图控制对方；无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手去主宰这个世界。
Chairman Mao has written, "So many deeds cry out to be done, and always urgently; the world rolls on, time presses.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This is the hour. This is the day for our two peoples to rise to the heights of greatness which can build a new and a better world.
现在正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去攀登伟大事业的高峰，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In that spirit, I ask all of you present to join me in raising your glasses to Chairman Mao, to Prime Minister Zhou, and to the friendship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 that can lead to friendship and peace for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友谊与和平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总理先生，在座的各位贵宾：
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不是敌人，否则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我希望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谈将是坦率的。本着这种坦率的精神，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几点：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利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他们的命运是由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尼克松致辞
尼克松致辞当中，周恩来若有所思。
尼克松致辞中，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在聆听。
周恩来在取一张餐巾
尼克松与周恩来举杯互相敬酒
周恩来先干为敬
尼克松也很豪爽的一饮而尽
尼克松夫妇向与会人员敬酒。
令美方头疼的，不是美食，而是茅台酒。在基辛格看来，这种烈性酒“不做飞机燃料太可惜了，是因为它太易燃”了。负责为尼克松安排日程的秘书表示，在与周恩来碰杯祝酒之前，尼克松已经被提醒不要真正喝中国的烈性酒茅台，只要举起杯来碰一下嘴唇即可。
国宴中，人民大会军乐队演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
当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亚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就任总统典礼上演奏的乐曲。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动情的说：这是我到中国后收到的一份大礼！并要给他们发奖。这首歌曲正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尼克松一行，把尼克松和夫人隔开的是红人王洪文，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常委。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设宴招待尼克松一行，把尼克松和夫人隔开的是张春桥。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设国宴招待尼克松，张春桥（右一）作陪。九一三事件后，张春桥地位急速窜升，尼克松访华时，当时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的张春桥（党政职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竟然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与周恩来同桌并紧挨尼克松，成了准政府首脑。
周恩来旁边的是翻译冀朝铸，尼克松旁边的是周的政敌张春桥
周恩来会饮酒，酒量不小，但十分节制。在外交场合，周恩来常以酒作为调节、活跃气氛的话题。无论是日内瓦会议，还是尼克松访华、田中访华……凡举行国宴，周恩来都用茅台酒招待宾朋。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奉尼克松之命秘密访华。他来我国到时，对中国的一种神秘感使他有点紧张。为了活跃情绪，周恩来在与他们握手时，极力寻找话题与他们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为了欢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周总理让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晚宴。周总理为了能让尼克松领略中国的饮食文化，亲自拟定了这次宴会的菜肴，规格十分之高，不仅菜品几多，光酒水就准备了8种。当然少不了茅台，周恩来用贮藏了30多年的茅台酒招待贵宾。尼可松知道周总理很能喝酒，便问他，听说中国的茅台曾经得过金奖，喝了茅台酒，再吸烟，点燃的火柴竟引燃了他嘴里的茅台酒。周总理说确实是这样的。周总理为了表示尼克松听到的传言是真的，还亲自让人演示了 一个戏法：把茅台酒倒在了一个小杯子里面，然后周总理把点燃的火柴靠近酒杯，只听呼的一声，茅台酒竟然着火了，冒起了蓝色的火焰。
电视台工作人员拍下了周总理与尼克松满脸喜悦用茅台酒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
后来在尼克松结束这次访问之后，周总理特地送了尼克松茅台酒作为礼物。尼克松把茅台拿到了美国之后回到了白宫，他也想演示一下周总理点燃茅台的绝技。怎知他一点燃茅台，火苗竟顺着酒水流满了整个桌子，整个桌子瞬间着火了，大家全被吓坏了，赶紧扑灭了火苗，差点把白宫给烧了！
这是中方公开的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尼克松的照片，其实这张照片是Ps的
真实的照片是这样的……中间的是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从1972年2月1日毛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毛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他有精神准备。接着护士长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毛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毛泽东主席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总统，这次会晤由原来15分钟的会晤延长至65分钟。用自己喜爱的茉莉花茶接待尊贵的客人。毛泽东还送给尼克松四两（相当于200克）“大红袍”茶，尼克松觉得送得量少。周恩来闻之笑慰尼克松：“主席已经将半壁江山奉送了！”并将其中典故告诉他：“这种茶极为珍贵，每年所产不及500克，我们的主席已将他珍爱的一半家当奉送您了。”尼克松总统听了肃然起敬，并深感荣幸。这款令尼克松总统肃然起敬的茶叶就产自武夷山的“大红袍”母树。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存三棵，以其数量稀少、采摘困难（自古就有猴摘茶之说）、滋味醇厚闻名于世。“大红袍”成为中美建交的传奇礼品。
总统夫人会见中国女劳模，中间担任翻译的是章含之。
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后厨
尼克松夫人在北京饭店的厨房品尝菜肴。众人都饿着肚子呢……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这是烤鸭的原料。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这是切香肠。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尼克松夫人与北京饭店厨师交流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1972年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尼克松夫人参观养猪场？不对，分明是农家猪圈。猪中的战斗机，不知道这头猪有没像猪坚强一样保护起来了。
总统夫人参观养猪场，难道没参观的地方了吗？
尼克松夫人参观医院，看望小病人
尼克松夫人参观学校
为满足尼克松前往长城观赏的愿望，北京一夜之间动员80万人，在没有除雪机、融雪剂的情况下硬生生从市内扫出一条前往长城的路，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前些日子还称之为帝国主义头子，这会儿还要为他扫雪，这个弯拐地有点快。
在这批档案中，就留存了这段历史珍贵的影像。拍摄者Oliver F. Atkins是尼克松的御用摄影师。
尼克松与夫人在长城
从尼克松起，万里长城就成了美国总统到访中国必去的景点之一。“不到长城非好汉”，享誉世界。
尼克松在此次访问中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当中，希望借由美国的媒体，去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然而，在面对一些中国式的文化现象时，美方不免感到尴尬，比如观看革命样板戏。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所有活动中最难以处理的，这就是《红色娘子军》的表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导演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革命歌剧的表演。”来自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团的协调员罗伯特 西根塔勒回忆当时的场景。
马克 弗兰克尔是《纽约时报》记者，他回忆起看这部革命样板戏时的情形：“我忘了这个歌剧的名字，只记得内容是红色娘子军战胜了资本主义魔鬼之类。资本家的走狗之类的称呼很普遍。尼克松以恭恭敬敬的态度看完了这个剧目……”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样的体验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他两旁陪坐着周恩来和江青。当《红色娘子军》结束时，他仍然礼貌地鼓起掌来。后来，当有记者问起他的意见时，尼克松努力地想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加以评论。
美方部分工作人员拿起筷子非常娴熟
尼克松和夫人众人合影
尼克松与夫人参观中国商店
1972年2月26日，在杭州游览的尼克松问候一位小女孩。呃，这不是偶遇，当然是事先安排的。
2月26日，在杭州西湖国宾馆，尼克松与本次访华之旅的随行记者合影。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草签，并于2月28日在上海发布，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乔冠华的第二任妻子章含之陪同尼克松总统参观故宫
部分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尼克松回忆访华：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 记
像亨利和鲍勃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周恩来欢迎到访的尼克松总统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之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
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 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 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 10分钟或 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泽东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与毛泽东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 12次，来北京 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 ?”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我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 ?”毛问道。“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 ”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
“主席先生，”我说， “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地区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 ?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 ?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总是有人会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 ?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 ?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 “‘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 ！”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
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 !”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
一小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 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贵国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人有怎样的动机，”我说，“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 ”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 !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 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 73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 “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 8点、 5点、 13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但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 20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舞剧。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不过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 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 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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