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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最不愿提及的旧事:为了“革命”炒股

 

  本文原载于《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7期,原题为“为‘革命’炒股的蒋介石”

  炒股,成为蒋介石早年生活当中,饶富传奇色彩,也是备受外界争议的一段经历。蒋氏贩盐起家,蒋先生观念当中较无传统视商人为“四民之末”的鄙夷心态,所以,他在尚未闻达之时,为“革命需要”,乃有炒股的经历,其实亦并不足为奇,只是蒋氏后来责负方面,乃至国家领袖,自不免避讳谈这段陈迹。

  根据周枕琴(骏彦)孙子周宏涛的说法,辛亥革命之后,因为革命经费十分困难,孙中山命令党内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照陈果夫的说法,1920年秋天,总理(即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之后,蒋介石找陈果夫,要陈果夫研究这个问题,为了认真思考可行性,陈果夫特地到上海日本人兴办的“取引所”参观两次。

  蒋介石又命陈果夫,纠集了朱守梅、周枕琴、赵士林等人商议,筹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称为“茂新公司”。这“茂新公司”主要经营两种买卖,一做棉花,一做证券。陈果夫说,因为公司成员认为他比较内行,就推举他当经理,朱守梅为协理。陈果夫又任命自己的弟弟陈希曾担任代理人。

  蒋陈初会

  陈果夫为何会成为蒋介石委托经营证券交易所五十四号经纪人,即“茂新公司”的经理呢?这必须略述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关系渊源。据陈果夫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11年冬天。那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但是,满清反动势力,正试图攻打武汉的革命军,革命党中央命令全国各地的党员到武汉支持,陈果夫就在这时准备去武汉,途经上海时,恰遇陈果夫的二叔陈英士正卧病在床,在病中仍指挥同志抗清,陈果夫就顺道去看望二叔陈英士。蒋介石也在那里,陈英士特为介绍,说蒋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革命工作。

  陈果夫初见蒋介石,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陈果夫初步评价蒋介石,说“威毅稳重……,生活严肃,……生活有规律。”陈果夫说,自从他的二叔陈英士殉国以后,他常常到二叔生前好友及同志处走访,发觉这些革命党人的品性参差不齐,屡见生活不检点的情形,吸食鸦片、赌钱的也大有人在。可是,陈果夫发觉蒋介石与二叔生前那些同志截然不同,平日谈话,主题总是围绕在革命和大局分析。如果谈事情,谈到夜里十点钟,蒋介石还会赶人走,因为他生活十分有规律,到了时间,他就会请宾客回去,有话明天再谈。所以陈果夫对蒋介石是“敬仰之心与日俱进”。

  陈果夫受知于蒋介石,其二叔陈英士是很重要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于1907年就读日本振武学校,第二年,由陈英士介绍加入同盟会。陈英士比蒋介石大九岁,又是同盟会先进同志,蒋介石视陈英士为“盟兄”。日本当局抓革命党人抓得很厉害,陈英士每星期天都要召集同盟会里的江浙同志,一块秘密聚会,常参与聚会的同志除了陈英士、蒋介石以外,还有苏玄瑛、张恭、章椊、龚未生、周日章、庄之盘等人。

  1912年1月,蒋介石探悉光复会陶成章计议刺杀陈英士,蒋氏认为如果陶成章果真杀死陈英士,将造成“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态状”,蒋介石逞其年少之勇,杀死了陶成章,并称“事后自承其罪”。

  有过这么一段为盟兄出头杀仇家的纪录,陈英士视蒋氏为生死之交,特为介绍侄儿陈果夫予蒋介石认识,陈果夫形容蒋介石“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陈英士生前最后几年,身体不佳,时常卧病。照蒋介石说法,1916年5月18日下午时分,陈英士被袁世凯派的刺客杀死于日本友人山田氏的家里,蒋介石闻讯大恸,亲自把陈英士的遗体载送返家,操办所有丧葬事宜。蒋介石祭陈英士文章中称:“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逐见两人兄弟感情之深厚。

  有着这么一层关系,蒋介石本于爱乌及屋之心,对陈英士家属后辈自然备极照拂。至于为何找陈果夫主持“茂新公司”,其来有自。

  商人陈果夫

  年轻的陈果夫原本和商业并无渊源,反倒和军人颇有往来。他的三叔陈蔼士在清末南京第九镇当正参谋,每逢星期日,陈果夫就到南京上第九镇司令部找陈蔼士,那时浙江陆军小学即将开办,不仅当军人的陈蔼士鼓励陈果夫去报考,二叔陈英士也很希望陈果夫去读浙江陆军小学,将来可以吸收军校里的青年干部,加入革命行列。所以,十六岁那年,陈果夫进了陆军小学,以后又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毕业之后,陈果夫大多数时间跟随陈英士,从事招集军校学生,组成讨袁“奋勇军”,亲历1913年的讨袁运动。

  陈英士命陈果夫,招集军校学生过程中,凡是需要经济方面支持的,找张静江商议,有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与蒋介石商量。1913年7月10日到12日,陈果夫一连三天住在蒋介石上海寓所,商量奋勇军的组织编制,经费预算和人选,奋勇军发动事变,但并未成功。

关注

 

蒋介石炒股,大概是在1920年前后。那个时候蒋介石30多岁,按理说正是干大事的时候,怎么会跑到上海去炒股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事业并不顺利,当时蒋介石在广东被粤军排挤,没有什么建树,一气之下他就跑到了上海。心想,老子不和你们玩了。

那么在魔都,蒋介石炒股究竟赚了多少钱呢?

最高时他赚了830万银元。注意哦是银元,那时候1银元可以买30斤大米,那830万银元差不多可以买2亿斤大米,当时的中国大概4亿人口,也就是每人可以分到半斤大米。可以想象当时蒋介石赚的钱真的不少。

那么多的钱,蒋介石是怎么赚到的呢?蒋介石刚到上海时,搞的是“券商”,也就是股票经纪人,取名茂新号,合伙人有陈果夫和朱守梅等人。不过这券商一开始搞的并不顺利,开张第一天就亏了1700银元。

蒋介石在日记里把两个合伙人大骂了一通“接果夫信,知其胆小多疑,不能主持营业也。。。。乃知商业不易营。然大半为果夫、守梅所害。星相家谓我五六月间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蒋介石史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果夫、守梅都不靠谱,连算命的都说这两月不顺,看来要赚钱还是得靠自己”蒋介石只信自己,凡是恨不得亲自指挥的习惯,看来早已有之。

那后来又是怎样赚到钱的呢?

炒股要赚钱,多半靠妖股。蒋介石当时买的是“本所股”,也就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自己的股票,相当于深交所自己在深交所上市,是的,就是这么奇葩。所以这股成妖也就理所当然了。买了“本所股”没多久,股价就开始暴涨,从42涨到了80在到120、150、200。

陈果夫特意写信给蒋介石报喜“近来对于股票买进有增无减,公司益打益大。。。。不过时局不好,多拿在手中,不免危险耳!前日价格涨到二百四十二元,如照此价格出去,赚钱一定不少。----陈果夫”。陈果夫信中报了喜,也提了担忧,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多半没注意这份担忧,就像几年前的你我,也都不会担忧。

30岁的蒋介石,一个没落盐商的儿子,再次感觉到了有钱的快感。有钱就是爽,使劲话,先是把儿子蒋经国送到上海非常非常贵的贵族小学。

然后呢,兜里还有很多钱,干啥呢!玩呗!玩啥呢!玩女人呗!蒋介石把这些都记在了日记里。

就这样一夜暴富的青年蒋介石,在上海滩很是潇洒了一阵。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22年初,以为银根紧缩,股民产生恐慌,纷纷抛售股票,泡沫一破,全完蛋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蒋介石买的本所股,那叫一个狂泻不止,估计蒋介石当时也加了不少杠杆,这一来,爆仓了。这才股灾让蒋介石一夜之间,从大富翁沦落到负债60多万元,陪了个底朝天。

当时蒋介石穷到什么程度了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思之伤心。。。。----蒋介石”。

有钱是送儿子上贵族学校,现在落魄到几元的校服费都出不起,你说伤心不?

当时的上海滩,债主都不是好惹的,不还钱就雇斧头帮砍你,抛尸黄浦江。真真是走投无路,欲哭无泪,好绝望。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遇到了一个贵人,这个人又究竟是谁?你可以关注我,看我其他文章有讲解,不过要等到5月11日下午我才能写出来。 

 

 

 

 

一个图书界的老司机

大概是在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法无此物,则难批复,千方百计加以阻止。因此,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再继续争取。

这时,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尽管此时他只是张静江等人的一个小伙计,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经营才能。

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

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

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密友。

张静江

过了一年半载,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在张静江的启发下,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着手办理交易所。为此,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

首先,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其次是聘请江浙财阀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为该组织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和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草具文书,提出申请,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他马上通电反对,使得这些筹办者感到颇为惊诧。

其实,这是有原委的,对于其中的“道”,张謇要比蒋介石等人内行得多。

听到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要创办交易所的事情后,张謇感到很是吃惊。办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中国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人很少能有此创意,但他却是例外。不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着手擘划,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自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张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由此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国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区一所制,“北洋政府”若准许蒋、虞等首先创办交易所,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

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万事皆利于我,岂容他人染指分肥﹖

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名望和资信,只要自己坚持,这些小辈们即有天胆,也难如愿。有了这个信心,他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诉,坚决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就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碍于张謇的反对,很难批准他们的申请。

实际上,这是蒋介石、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商业权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在他们与张謇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精明的日商已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在上海,蒋介石等人也秘密展开活动,试图先发制人。在他们的游说下,沪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

这时的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吴佩孚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于是,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被批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监察人为周骏彦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种,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但当时并没有全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颁布以后,它便依法将物品中的棉纱交易并入纱布交易所;证券部分于1933年夏秋间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由于财力有限,他们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

恒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共有十七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的代号。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

蒋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4000元股本,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让他捞回一把,以免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此点有蒋给张的信为证:“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抢帽子”的投机游戏,纠伙联群、操纵市场。

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国第一家,因此,一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起初交易营业额很好。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80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500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协进社所有的3万股,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1.5万股,其余所存1.5万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3万股。

这样,加上前存1.5万股共4.5万股,以每股平均获利60元计算,共可获利270万元。除去日商押款87.5万元,还有4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37.5元,共需150万元,总共237.5万元,其余的32.5万元,当然就为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所得。至于缴足50元的4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万元,也为蒋等人所有了。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资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以为他们有实力,手头握有每股120元市价的4万股股票,因而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蒋介石不禁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

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感觉到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时达到顶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光怪陆离,问题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1921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20万元,到处被债主所逼,非2万元不能逃脱。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魏此时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钱救他?

这时,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100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问题。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100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学雇100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500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情况并不比周骏彦好多少,可谓同病相怜。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过望。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伯桢,诚恳地向魏表示,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魏合作。

多一个精明的帮手,魏自然不反对。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少好处,出乎他意料的是,蒋胃口并不小,他说希望得20万元。魏很是恼火,当场回绝。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100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2万元,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想到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20万元,怎么能与他合作呢﹖

不料,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参与的事是很难不让他参与的,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1000元,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量是了解的,对之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蒋的这层背景,魏感到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表示同意蒋介入。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都有好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100个人全部到位,每人发一点好处费,又加发了每人2角的酒钱。待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

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5000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较早得到了这个信息,看到情况有变,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对手,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大东旅馆来找魏伯桢。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经决定反水,他私下找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

开始时虞很气愤,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可以给蒋一部分,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蒋随即到大东旅馆把他的活动情形告诉魏伯桢。魏见蒋介石已独自将事情办好,尽管很恼火,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顺从蒋的意见。

第二天,蒋介石拿着自己所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新投机。

2018-02-18 12:01:15 来源:中国房产网 浏览: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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