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9点多，阿建来到油麻地德昌里天桥下的露天餐厅。小黑板上写着今晚的菜单，阿建要了一份焗饭，捡角落里一条长桌坐下。至20点，叶惠龙和两个朋友来了，围坐长桌一角。不一会儿，梁志刚也领来两个朋友，占据了长桌另一角。

大伙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阿建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焗饭。吃饭期间桌板突然歪倒，放上去，又掉下。梁志刚扶起桌板：“你们吃，我扶着。”众人一笑。

气温是15度，天桥下的穿堂风颇为卖力，13张餐桌坐得满满当当，黄色的路灯照下来，食物和食客的面容都像加了Lomo滤镜般柔和。21点20分，90岁的街坊王伯拄着拐杖过来，梁志刚让出位子，又捡椅子坐在王伯身边。王伯喝一杯奶茶，给一桌的年轻人讲油麻地历史。王伯身后，回收纸箱的阿婆正将箱子一个个垒起来，一只野猫从箱中跳出，前爪长长地伸展，打了一个哈欠。

近22点，众人拾掇好用过的餐具，送回厨房。门口处挂一红色小桶，上有盖。各人依次将钱塞进桶内，互道再见，离开。

没有人知道谁塞了多少钱进去，餐厅实行自由定价——食客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在生活成本全球第三的香港，这家名叫so boring的餐厅，实践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经营模式。

“so boring”的粤语音译“苏波荣”，中文意思是“好无聊”。一年多前，一群年轻人打完乒乓球经过德昌里，看见天桥下有间店铺出售，心血来潮，就联合九个朋友集资租下了铺位。2013年6月，生意开始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枯燥，便给店铺取名“so boring”。

拒绝无聊，也是几个年轻人开办so boring的初衷。他们想在香港打造一间深夜食堂，为晚睡的“孤魂野鬼们”提供一张歇脚的椅子和一碗热汤饭，或许，再顺便交换一下彼此的故事。

可惜生意不似日本漫画中那么好做，稀疏的客流和高企的房租让苏波荣很快入不敷出，一同经营的伙伴白天都有正职，每晚这样“点灯熬油”，精神和肉体都感到吃不消了。

苏波荣必须转型。他们找来两大“股东”加盟，一个是几步之遥的社团“德昌里2号3号铺”（下称德昌里），另一个是几条街外的艺术社团“活化厅”。三大“股东”轮流经营、分担房租，于是便诞生了一家“三重人格”的餐厅——每周四、五由苏波荣团队经营，二、三、六轮到德昌里掌勺，星期日和星期一则是活化厅的天下。

三方人马没有一方做过生意，亦没有一个专业厨子。开店的理念却惊人地契合，要把这10平米的铺子做成一间社区厨房。

“日常生活里有很多……应该说资本主义也好、金钱的压制也好，限制了我们对自己人生的想象，对别人、对社区的想象。”德昌里的成员汤映彤说，“我们想问有没有别的可能，有没有一种生活是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不用去计较，更按自己的本性去交流。”

这种颇为乌托邦的理念孕育出so boring的独特气质。

没有固定菜单。食客来了，看看小黑板上写着什么，便吃什么。意粉卖光了，就吃焗饭，焗饭也吃没了，就喝杯奶茶。来到这里的客人，默契地携带了随和的脾气和不挑食的胃口。

“很随意，好像就有点人情味的感觉。”叶惠龙每周都会来so boring一两次。这位年轻的摄影师就住在附近，朋友们想要聚在一起时，就会来so boring。不像西餐厅里那样正襟危坐，也不似茶餐厅里那般促狭。

而so boring最独特的地方，便是自由定价。

德昌里最先开始尝试。问及原因，汤映彤说：“因为太懒了。想不出怎样定价。也想让不同阶层、不同能力的人付一个你认为值得或你有能力付的钱。”

这个构想最大化了so boring的客户群。有住在附近的老伯，每晚来吃一块蛋糕，在桶里放下十块钱。也有经济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往桶里扔个几百块。“我哪天比较开心，我就多给一点。”叶惠龙说。

另一位常客梁志刚说，自由定价正是这家餐厅的美丽之处。“香港是一个消费社会，过于看重金钱。但在这里，食物不是商品，而是结识朋友的一个平台。”

餐厅的开放性也淡化了食客的顾客心理，滋生出社区意识。人手不够的时候，就会有熟客自动认领服务员的工作，领位、点菜、下单、上菜。

梁志刚就做过义务“洗碗工”。他有天过来吃饭，见厨房里只有三个人，忙得焦头烂额，便问：“你们需不需要人帮忙洗碗？”对方爽快地点点头。梁志刚走进厨房，卷起袖子，洗了半个钟头，才坐下来吃饭。“你很自然地就想要帮忙。”他说。

一个愉快的发现是，德昌里自由定价的日收入，和另外两方差不多。于是大伙便愉快地决定了——都实行自由定价。

这是一间毫无系统的餐厅。没有一张同样的桌椅，都是附近捡来或街坊捐的。成员也是五花八门，有大学生、快递员、开洗衣店的、玩音乐的、搞设计的。分工更是随心所欲——由于社团的成员各自都有工作，只能谁有空谁来，所以菜谱和服务员都是当天即时更新。

因为是露天餐厅，收入也极不稳定，从几百块到三五千都有，每个成员分到手的钱每月最多也只有几百块，生意差的时候，甚至还要倒贴钱。

“我们就是想要一个不同的生活模式。”成员之一Brian说。今年20岁的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平时教人打鼓，赚些零用钱。

在汤映彤看来，经营so boring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觉得人的关系可以这样接近，一方面也觉得街上的空间也不应该就是店铺，然后街道就要很干净，车要走得很快人要走得很快，我们觉得不一定要这样。”

这些初心背后，是一种踩下刹车的念头、一种打破“应该”的欲望。在香港越来越密集的摩天大楼和快节奏的步速中探出头来，喘口气。

但这个城市停不下来。稀缺的地皮和膨胀的市场需求让房租像潮水般上涨，漫过百年老店、手工作坊和独立小铺，一波又一波的小店被淹没，水平面上立起新的金店、药房和奢侈品店。

自由定价实行半年多后，so boring陷入了新的危机。业主易户，新业主抬高了房租，三个月的按金加上印花税，一下子要交五万六。

1月4日，so boring在脸书主页发出一篇两千多字的筹款文，邀请众人前来帮衬。文中写到：“我们最最最想做的，是走出生产和消费的轮回，去开创、建立、巩固一片不讲竞争，讲共存的土壤……我们唯一相信的，是可能有十个、百个，同样珍惜这个‘不应该’存在的空间的你。”

出乎意料的是，客流量一下子翻了三倍。七八点的黄金时段，甚至有客人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边等位。一周时间，已筹得三万多块。

1月14日，筹款仍在继续。10平米的厨房内挤了五六个人，有煮菜的、有装盘的，还有两个临时充当服务员的朋友来回穿梭。扎马尾的帮厨女孩在电饭煲上放着一大碟意粉，偷闲转过身来用叉子卷起数圈意粉，丢进嘴里。她右手边的红色小桶里，早已塞满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