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公益的“冷”与“热”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怜悯或同情……即便十恶不赦之人、最顽固的惯犯，都不能完全自绝于这种情感。”对困境中其他社会成员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人类最真实朴素的情感之一，是每个人内心善良的底色，也是公益行为最基本的动机。

　　与美国等具备完善现代公益体系的国家所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中，有钱人才是做公益的主体，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公益，也不清楚自身与公益之间的关系。不过大多数普通民众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善事”，如集资给生病的同侪、施舍给街边的乞儿。

　　直到门户网站的出现，互联网与公益结合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Web 1.0时期，门户网站搭建的公益宣传平台成为互联网公益的最初形态，并延续至今。而Web 2.0为互联网公益2.0的成型贡献了两块重要的基石，一是社交平台的兴起和成熟，二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它们分别解决了传统公益信息传播不易和小额捐赠障碍的问题。

　　公益信息的传播从“一对多”的广播扩展到了“一对一”甚至是“多对多”的网络互动，互联网企业与募捐信息平台的深度融合使得公众的公益行为在线上形成了“了解-捐赠-互动-监督”的闭环，公众的日常捐赠习惯慢慢培养起来。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18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总共募集善款超过31.7亿元，其中腾讯公益募集的善款达到17.25亿元。

　　“科技向善”不再是一句空话。

　　01

　　科技的历史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

　　对于当今社会而言，信息技术革命是最大的动力，但从本质上来说，科技对人类是一种中性的存在。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革命将产品生产和创新从物质世界转到了数字世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互联网代表的信息技术也带来了信息过载、边界过载、御宅文化等社会性问题。

　　如何善用科技，成为每个社会角色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从谷歌的“不作恶”到腾讯的“科技向善”，这些年来互联网企业付出的努力，远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

　　据公开报道，我国每年新增的失踪人口达到八百万。人口众多加之流动节奏加快，意味着一旦错失了寻回走失人员的“黄金48小时”，就只能从市县一级的适龄人口中进行搜素，而这至少是数十万级别的检索规模。

　　正因如此，过往的寻人案例，大多是在人口走失后短时间内的找回。可那些被拐超过十年的孩子，他们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作为寻亲的线索，岁月变迁，被拐儿童的面容发生千差万别的变化，警方的解救工作积重难返。

　　“小耗子”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

　　他被拐时才三岁，父亲桂宏正除了靠着一张嘴两条腿走遍全国不断寻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找回自己的孩子。“酒铺在，家就在。我要守着酒铺找回儿子。”十年，是一个父亲漫长的等待与最后的坚守。

　　“如果能有一种方式，不用通过人工摸排比对，能够找到精准的对象就好了。”一线办案的民警们急切地期盼着一种新的寻人方法的出现。

　　AI寻人或可一试。

　　在优图人脸识别算法的负责人李博士看来，要想从人海中定位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跨年龄阶段的人脸识别是最大的困难。作为机器学习样本的数量太少、质量太差、面部模糊，模型建立的难度巨大无比。

　　6个月的资源投入和优化调整，1327次模型训练，5次版本迭代，优图最终沉淀的版本，是一个跨年龄识别精度提升至近96%的、具有上千层复杂结构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小耗子”终于找到了，与他一同被找到的，是“4·26大案”13个被拐孩子中的10个。百万级的人脸库检索，第一次寻回的四人，有三个是人脸检索TOP 1的目标命中，TOP 5警方经人工确认。

　　一场跨越时空的寻觅，腾讯AI成为时空的折叠者，我们看到的，是这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恪守的“科技向善”的价值观。

　　02

　　2011年6月20日，网名“郭美美baby”的郭美玲发布了一条“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炫富微博，并宣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在之后连续发表声明，新浪微博甚至郭美美本人也公开表明其身份纯属杜撰，但网友们的质疑并未消失，并给社会公益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2011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环比降幅超过50%，2011年全年捐款比上年减少了18%，之后两年的捐款数也都低于2010年。

　　如果只是把一个慈善机构线上化，那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互联网公益”。从“同一天生日”募捐到“爱心妈妈”涉黑，再到“小凤雅事件”纠纷，个别公益因项目信息失真或过度夸大而导致的信任“黑匣子”事件，以及消费苦难、展现伤疤、贬低受助者地位的运作模式，让捐赠用户产生了“公益被人操纵、善款被人挪用”的顾虑。

　　在陈一丹看来，仅基于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往往流于一时或一事的付出。如何把一时的激情升华为持久的“理性公益”？如何让公益成为一种态度、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腾讯去年在公益平台上线“冷静器”功能的原因，他们的初心是希望捐赠者在支付前多想一秒，在捐赠后能透明地看到项目进度与落地成效。

　　理性思考后的捐赠决定、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专业高效的运营机制，这些额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腾讯看来比单纯的资金捐赠更重要。没有为了刻意追求一个好看的捐款数字而迫不及待地通过技术方式加快完成付款动作，而是在产品设计上保持了理性和克制，用户在捐赠前会先弹出一个“透明度提示”的消息框，用户可以查看这个公益项目什么时候立的项、执行的怎么样、捐款都花在了哪些地方，用户要点击确认知情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捐款。

　　这是腾讯为技术赋予的善意。

　　当善意结出善果，我们看到的是，理性公益不仅没有阻拦用户的捐款热情，还收获了更多持久性的捐款意向。根据腾讯公益平台公布的数据，“冷静器”上线后的一年内人均筹款额较之前上涨74%，平均单笔捐赠额较之前上涨27%，用户的复捐率每季度同比上期均有上涨，以2019年第一季度为例，复捐率为24.56%，同比去年增加9.78%。

　　“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陈一丹在第一届“99公益日”时说到。

　　互联网公益是文明历史的一个片段，而“理性公益”是这场公益马拉松的指路牌。

　　03

　　江西省遂川县17个乡，仍有20789名学生因家在大山深处，天未亮就要背起书包上路。

　　陡峭的黄土斜坡是他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滑倒是家常便饭，累了就蹲在路边喘口气，但时间不能太久，因为手电筒会没电。

　　再勇敢的孩子也会害怕，手电筒是他们手里唯一的武器。

　　蜿蜒十公里的盘山路，旁边就是百米悬崖，越过山林，疯长的杂草足有半个身子那么高，而杂草之下，隐藏的是蛇虫出没的危险境地。

　　通过模拟山区儿童早起的摸黑路，这款公益小游戏为的是点亮20789名山区儿童的上学路，这是微信小游戏《灯山行动》背后的故事。游戏研发小组从公众的诉求出发，深入到当地进行取材，引导游戏玩家手里的手电筒变成路灯，点亮孩子们上学的道路。

　　这款小游戏来自于“我是创益人”大赛，去年腾讯拿出超过一亿的资源鼓励创意与公益相结合，让公益用更轻巧方式被更多人所感知。今年，“We Care公益计划”用亿级资金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多款公益小游戏，入围研发基金、一对一创意指导、运营达标奖励、多渠道推广，腾讯的目的，就是让小游戏更有“温度”。

　　威廉·斯蒂芬森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中写道，“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与其将游戏视作对抗现实的功利性产品，倒不如主动引导其成为公益传播的媒介工具。

　　从2007年上线至今，腾讯公益平台完成了从PC端向移动端的迁移：在PC互联网时代，它推出了“月捐”“乐捐”“QQ公益成长体系等互联网募捐项目”，开发了QQ公益图标、“爱心果”等互联网公益产品；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又开发了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虚拟游戏捐等移动端公益产品。

　　这是腾讯利用企业创新优势和理念，打造出的互联网公益模式。

　　技术只能改变少数人的生活，人类真正优秀的不是更强大的逻辑运算能力或创造力，而是神圣的道德感和同情心。

　　两千多年前，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对一家科技公司而言，善良比聪明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