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对灰色发迹史：拿地捂地超过十年，坐地起价

 “超人”李嘉诚退休，最大的变化，似乎是人们不能在长和系的股东会上再向他提问。问这位 90 岁的商界长者，关于香港的经济与政治，也关于香港的年轻人该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是会场内外的香港人更关心的。相比之下，没什么人谈论长和系公司会活不下去——多年来，它已经和香港的房地产、港口、零售、通讯、水、电都息息相关；也没人担心李嘉诚做买卖失当——自 1979 年人们把“超人”的称号送与他，近 40 年就没有改口过。可上述这些问题，却在过去几年压得人们喘不过气。

而除了问李嘉诚，还能问谁？

2016 年，因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将香港的长期债务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让人们对已不见起色的香港经济愈加担心，李嘉诚的看法至关重要。他在发布会上说，香港政府财政健全，储备丰富，“没什么不好，所以穆迪要仔细再检讨一下”。他同时反驳了香港会受内地所累的看法，说，中国是香港政治、经济的依靠，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我相信恒生指数最少跌一半”。

就在上周五，3 月 16 日的长和集团业绩发布会上，李嘉诚宣布退任。有记者又问李嘉诚，你把中环中心卖了，是真的要撤资吗？李嘉诚说，撤资的说法是缺乏经济学常识。他继续看好香港，会继续投地。李嘉诚都这么说了，好歹是个安慰。

同样在周五记者会上，也有人问他对“女朋友要买楼才结婚”的看法，李嘉诚的看法是：“不能把买房看得太重要。如果女孩子说没有房就不结婚，那如果是我我就会说，不如趁年轻你再找一个吧。”

自 1950 年创业开始，这位祖籍潮州的香港人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代香港传奇。他从钟表学徒开始，趁着香港作为世界贸易转口港的机会成为香港塑胶花大王。在香港房地产起飞的数十年年间，李嘉诚进入地产、港口、零售、能源、通讯、医药等行业，组建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起初在香港，同时很快进入中国内地，并遍布全球。

如李光耀的评论，李嘉诚没有创造出令人称道的产品品牌，更多是买和卖。但他靠精准的判断，一次次总能在最低的时候买进、并在几乎最高的时候卖出，在 1999 年成为亚洲首富，并多次蝉联。

香港作家陶杰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李嘉诚在香港呼声最高是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和已经老去的大亨不同，他既不是诸如何东那样的本地买办，也不是从上海来的有钱人包玉刚、邵逸夫。李嘉诚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有了钱、又到世界各地收购资产，打着香港资本的旗号。当时香港电台热播电视剧《狮子山下》，“李嘉诚就是狮子山精神（的化身）”。陶杰说。

李嘉诚代表着香港最好的时候。受战争影响没那么大的香港在 1940 年代后期陆续建立起加工业，之后又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成为亚洲物流中心。到 1980 年代末，香港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港商是大陆接受外部投资的第一大资金来源。新崛起的香港中产阶级的崛起开始消费升级，带动了通信、商超、娱乐业，当然还有地产。李嘉诚赶上了这中间的每一步，从一开始跟随趋势到之后的领导趋势，李家公司市值一度占据整个港交所的 13%。

但随着 1990 年代中后期房价高涨的争议和贫富差距的加大，当人们再去谈论李嘉诚的生意时——拥有的私宅物业总量占到了全港的 1/7；和黄至今在香港葵涌港拥有 12 个泊位，处理港口近一半的集装箱；百佳超市占据了全港 70% 的零售超市份额——李嘉诚的象征意义和过去不同了。人们还因此创造出了一个关于“李氏力场”的段子——是李嘉诚让台风在临近香港时变弱的，因为他需要你照常为他打工。

现在的年轻人中还是有许多会以李嘉诚为偶像。但也有很多抱怨说，在他参与建造的香港，昔日辉煌不再，已经不可能有成为“下一个李嘉诚”的机会了。

但当一个时代结束，人们回头评价的时候，往往会暂时忘却“现在”、想起最好的时候。李嘉诚如此，香港也是如此。过去三天，香港媒体的头版谈论更多还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李嘉诚作为香港精神的象征。

李嘉诚在商界的 68 年，也是一部香港商业史。

香港的加工业在 1940 年代开始，依靠上海的资本、大陆的移民

在英治前期，香港最早的角色是自由港口。开埠之后，香港本地只存在一些简单的家庭手工业或“山寨工业”，主要供应本地市场。无论是人口还是工业水平，香港都与同时期的上海不能比。1930 年，香港的人口仅为同时期上海人口的 27%。

李嘉诚是在二战中随父母躲避战乱，从潮州来到香港的。1940 年，李嘉诚 12 岁，他刚到香港时，这里就是个自由港口。殖民政府亲商，推行低利得税，限制社会福利支出、最低劳动保障，实行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进出。

李嘉诚一开始在舅舅的钟表作坊、后来成为钟表公司里工作，是一名店员。

之后二战结束，涌入香港的资本与移民达到了一个高峰。1946-1950 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形式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不下 5 亿美元。同时，香港涌入了超过一百万人口，他们将和李嘉诚一起，帮助恢复香港的战后经济。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里，香港的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诞生“婴儿潮”一代。

和中国内地的商业关系，从一开始李嘉诚就非常在意。

李嘉诚在 1950 年决定创办长江塑胶厂，他有出口内地的打算，那时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前景看上去很乐观。战乱结束，英国共党政府又在 1950 年 1 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商人也很快意识到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中英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恶化。这动摇了英资财团的信心——外商总是更容易对香港的未来失望，怡和洋行的负责人约翰·凯瑟克感叹说，“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好在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此后美国逐步发展成为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香港成为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

不过，李嘉诚在当时创办的长江塑胶厂，只是三百多家塑胶工厂中普通的一个。

最大的两家塑料厂，中元塑料公司和开达工业公司分别是两位上海富商在 1947 年担心战乱和国有化，而搬去香港的。他们雇佣的工人也多是像李嘉诚这样在二战前后逃到香港去的内地人。

但当其他人在做塑料的时候，李嘉诚看到了塑料花。创业七年后，他在一本行业杂志上看到意大利塑胶花的报道，飞赴意大利考察。长江塑胶厂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厂家，李嘉诚因此被称为“塑胶花大王”。

在英资与华资的交替时期，李嘉诚的商业帝国真正开始

1963 年，两位美国德州地产商拉着希尔顿在香港花 1400 万美元开了香港希尔顿酒店，这间 900 间房的酒店位于香港繁华的中环，是希尔顿在北美以外最大的酒店，顶部的 Eagle’s Nest 夜总会成为名流聚集地。

根据《纽约时报》在开业时的报道，这样的大手笔投入当时被认为是香港将在可预见未来独立于中国的象征。

但交替很快开始，从商界开始。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婴儿潮那一批香港人长大成人。陈冠中回忆说“我们前面没人”。

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面对的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陈冠中说。

靠着塑胶花，李嘉诚获得了接下来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第一笔资金。1958 年，李嘉诚买了第一幢楼。

李嘉诚这一代港商都是靠地产迅速积累起财富，即便在他们涉猎了数十个行业后，人们也还是习惯称他们为“地产大亨”。

在 1960 年代，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又一次成为考验商人判断力的命题。1966 年开始的文革影响了香港，局面动荡、楼市大跌、商人出逃。李嘉诚判断这不是繁华的终结，冷静地购入大量地产，开始发家。

1971 年，长江地产成立，1972 年，长江地产改名为长江实业挂牌上市。在 1973 年的股灾到来前，1972 年的恒生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相较 1969 年涨了 7 倍，成交量涨了16 倍。

1970 年代末，中国和英国开启了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一直到 1984 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在那个过渡时期，李嘉诚被认为是港英政府选中的交接人。在 1978 年 7 月，李嘉诚还表现出他对收购外资洋行没什么兴趣，他把持有的大量九龙仓洋行的股份转让给了包玉刚。但在 1979 年 9 月，李嘉诚就宣布要收购汇丰银行手中另一家洋行“和记黄埔” 22.4% 的股权。他持续增持，到了 1981 年上任和记黄埔的董事局主席。这家洋行的业务之后会遍布中国，和海外。

“70 年代末，港英已经确定要退出，他们要找一个正派的，听话的、靠得住的人，上海来的商人已经老了，本土买办的二代也不太行，他们就找了李嘉诚，让汇丰银行向李嘉诚贷款。接手了和黄（和记黄埔），开始了他的商业帝国。”陶杰回忆称。

接手和记黄埔的李嘉诚也因此成为香港的第一个华人大班（Taipan，洋行负责人，源自粤语），“超人”的称呼也在那时到来。

港资把制造业带到了广东，自身向地产和金融转型

习仲勋 1978 年到深圳、珠海视察，之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大量优待政策。习仲勋当时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同年 9 月，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一员，受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典礼。除了时不时发生的内地偷渡香港事件，以及官方在饥荒时期持续为香港输送物资，香港和内地已经多年没有公开的往来。这个代表团的成行还是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这是当时两边联系的一个主要渠道。

这也是李嘉诚时隔 39 年第一次到中国内地。但目前没有公开可查的资料记录他当时的感受。

香港商人受邀北上后不到三个月，1978 年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宣布要实行改革开放。首先要开放的是深圳，从年初就有消息传出。

深圳希望能复制它边上的自由港。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因此建立，配备了厂房、港口、铁路，尽管无法做到像香港彻底奉行那样推行简单及低税制、无外汇管制、不插手商业营运，但也制定了一些吸引外企的优惠政策。

承办蛇口项目的是香港招商局，这个机构也是二战后在香港低调运营的国有企业之一，其余的还包括中国旅行社、中国银行，和过去垄断两地物资往来的华润。

蛇口工业区开垦期间，一批香港商人受邀前去参观，好激起他们把制造、出口搬来蛇口的兴趣。李嘉诚提问，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这是更深的介入，蛇口当时的负责人袁庚没有回应。

尽管官方仍有些谨慎，但香港和内地的商业往来确实开始变得频繁。

港商对大陆的投资也由此开始。从 1979 到 2004 年，广东省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 66.2% 来自香港，价值 9960 亿美元。而 1985 到 2003 年，整个中国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 30% 去了广东。

与此同时香港也成为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入口。1978 年，香港经济增长 12%，外国公司纷纷来香港设点，恒生指数上涨了 22%。

起初特区开放的几年，香港贸易量大增。自 1980 年代起至 1990 年代中后期，贸易总额每年都以 20% 的速度递增。1988 年，香港贸易总额超越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居亚洲四小龙首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986 年《英雄本色》上映时，风靡亚洲。

到 1998 年，香港制造商在香港和内地，雇佣了大约 500 万工人，比 1984 年增长了 5 倍。这个阶段“香港内地，前店后厂”的说法出现了。因为跨国公司选择香港作为区域总部，香港既促成了这种情况，也受益于此。港商对大陆做生意的方式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金融、远程管理和财会、运输和物流方面的服务都很一流。相互繁荣。

但对香港来说，危机已经在那时候开始。早年港资公司只是把简单的生产搬去广东，并不怎么投入研发。随着欧美企业开始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港资虽然也将更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引入到中国工厂，但已经不再有优势。最终，香港制造业在转移生产的时候并没有诞生类似苹果、H&M 之类交出制造环节、但牢牢抓住产品价值的公司。

2011 年，李光耀的自传《Hard Truth》出版后接受 Straits Times 记者采访，被问到新加坡经济前景。李光耀说规模限制了小地方的发展，特别是工业。他同时举例说“你看香港有什么？地产商和投资者。李嘉诚有什么畅销全球的产品么？没有，他只是收购地产、港口、零售业、通信公司。

但对于转型地产的香港商人来说，这还不是问题。大陆的地产生意才刚刚开始。

1990 年代开始，港资塑造了上海的商业地产，港交所帮国企募资

中国两个交易所在 1990 年代初成立，但当时国内并没有充足的现金可以满足融资需求。同时港交所派人在大陆考察，研究是否可以吸引大陆国企上市，解决港交所公司太偏重地产的问题。

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和时任港交所主席李业广见面后决定选择十家左右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青岛啤酒在 1993 年 6 月 29 日上市。

李嘉诚和港交所有颇深的渊源。长江实业 1972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代码 0001，当时香港有四个交易所。1986 年出于行政监管的考虑，四所正式合并。合并后，所有的股票代码重新安排，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成为 0001。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长江实业在当时是最能代表香港的公司。

中资企业看中这一点，他们需要一个老师。中信香港分公司一早就邀请李嘉诚担任董事长。到了 1990 年，李嘉诚终于帮助中信以 7 亿元港币收购了一家港交所上市公司，借壳上市。

在中信之后，港交所出现了“红筹股”。它既表示中国为背景的上市公司，最大控股权直接或间接隶属于中国内地部门或企业，也表示它的价值还处在最优的蓝筹股和最逊的白筹股之间。

李嘉诚和其他港商内地的地产项目，主要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港资开始涌向内地。

内地比香港更需要地产商。在香港，当时政府已经开始对地产商宣战，有人评论说，李嘉诚“如同一条困在海滩上的巨鲸”。在内地，政府缺钱，却无物可换，手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土地。在一部记录当时上海旧城改造的纪录片中，区政府和来自美国、香港的地产商谈判，转让中心地块的土地开发权，把市民迁到郊区。地产商还在奠基仪式上请来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港星，成龙。成龙说，内地的变化巨大。

根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资料，投资房地产建筑业的港商从 1990 年的 5 家，上涨到 1994 年 327 家，仅次于商贸服务业的 379 家，且“超亿美元的特大项目多数为房地产投资。”

到 1995 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楼盘项目半数来自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而外商参与的 37 个项目，有 2/3 为中港合资或香港独资。

现在来看，上海的商业地产差不多就是由港资塑造的。K11 属于新世界发展，环贸 iapm 和位于陆家嘴的国际金融中心由新鸿基地产开发，新天地属于瑞安房地产旗下，恒隆广场属于恒隆地产。

李嘉诚在港商中名声最大，但在内地的地产项目上却并不高调。他的投资风格没有因为来到大陆而发生重大变化。在香港，港岛优质地段的物业早就在港商发家前被怡和、太古之类的老牌外资洋行拿走。

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房地产开发为长江实业贡献了大部分的销售收入，但通常在价格较低的地段，多数是住宅项目，同时有不少与政府合作的廉价公共屋邨。

在北京和上海，同样地，地标性的商业地产很少是——或至少很少公开是长江实业或和记黄埔旗下的。最显眼的也就是 1992 年投资的北京长安街上的东方广场，但普遍被认为是一起失败的投资。

李嘉诚在内地的早期地产项目主要在南方，离香港和他的老家潮州更近的地方。比如上海“不夜城中心”，深圳外贸中心，广州一处住宅别墅区，和一所国际子弟学校。广西北海、广东东莞的住宅项目，福州“三坊七巷”颇具争议的改造和重建。

除此之外，李嘉诚在内地投资码头、电厂和公路。1992 年，李嘉诚投资建立了上海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和国际深水港码头。1993 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深圳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和盐田港共同投资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内地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盐田港的一个董事叫马陈述，是马化腾的父亲。

汕头大学是在 1986 年竣工的，李嘉诚在 1980 年决定注资这所由私人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这种合作模式在全球没有先例。也是在那一年，李嘉诚基金会正式成立。2002 年，李嘉诚基金会又捐资创办长江商学院。

屈臣氏和周大福是两个重要的港资零售品牌，分别属于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郑裕彤旗下的新世界发展。到2017年，周大福在内地一共有2246个零售网点。来自内地市场的营业利润占到整个周大福集团75%。屈臣氏的主要市场在欧洲，但在 2016 年内地业务的营收也有 209 亿港元（人民币185亿元）。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地产还是港商在内地的主业。新世界是这些港商里最多的，2015 年在内地的土地储备有 2600 万平方米，等于 1.26 个上海市黄浦区的面积。在高峰期的 2007 年，长江实业在内地的土地储备超过 1860 万平方米。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过去 10 年里，在长江实业的营业总额中，内地的地产、酒店业务营业额占比从 2005 年的 10% 起逐年稳步增长，至 2013 年度超越香港市场到达最高占比 50.9%。

但 2005 年之后，李嘉诚在大陆的多块地产迟迟没有开发，最后转手卖地。比如李嘉诚 2007 年购入 3800 亩的项目广东省江门市碧海银湖，规划是“集游艇俱乐部、马球、购物、娱乐休闲、高档住宅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商业地产项目”。最终在今年 2 月 28 日出售。

香港已经不再是通向中国所必须的中转

随着制造业迁移，早期空出的工厂被用作地产开发，有人甚至把码头关闭或迁移，也用来盖房。地产在香港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持续增加，几大地产商也继续从中获益。

李嘉诚在这段时间投资了大量基建，进入民生服务业。1985 年，“和黄”在香港展开移动电话业务。1985 年，“和黄”收购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现名为“电能实业有限公司”)。1996 年，“和黄”整合香港的移动电话、传呼与固网服务的市务与营运资源，宣布成立和记电讯有限公司。

李嘉诚对手机未来充满信心，甚至自己当起推销员。“和黄”开始移动电话业务的时候，距离摩托罗拉推出第一部商业售卖的手机才两年，刚开始手机卖得不好，没有太多人觉得需要花费数万元随时打电话。一天李嘉诚来到地产拍卖会的现场，在拍卖过程中拿起手机打电话，看上去在听拍卖相关的重要信息。第二天，李嘉诚用手机的照片刊载于《南华早报》等大报。

加上之前并购的百佳超市、屈臣氏，和 1986 年并购的丰泽电器。绝大多数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很难完全离开李嘉诚的产业。

如果描述香港地产大亨在那几年的变化，澳门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德荣认为，“他们越来越像日本的株式会社，如三菱，或者韩国的财阀，如三星”，涉足各个行业——地产、酒店、零售、电讯、集装箱码头、电力、传媒——组成大型集团，“不再像与西方的商业巨擘——比如微软、飞利浦、大众汽车，专注于单一产业”。

1997 年，十个最大的港商家族已经控制了香港股市市值 45% 的资产。

香港商业律师 Mike West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认为，李嘉诚和其他香港大亨的垄断，让香港在经济上变得很奇怪。“香港市民对这些大亨，是正面、负面交加的情绪。”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及金融研究所主任范博宏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

这在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尤为明显。

1997 年上半年，房价还在上涨，住宅价格从 1996 年初至 1997 年第三季度，上涨了63.62%。买房的人需要提前一天排队。但接着房产泡沫开始破灭，房价持续下跌了 6 年，跌幅将近 2/3。中产阶级因此负债。

地产大亨却似乎安然度过了这场灾难。在香港地产业受损时，李嘉诚的长实、和黄向内地、新加坡和英国拓展房地产业务。在 1997 年，他开始往内地的西部去，在重庆做了大都会广场，还对记者说，如果哪位香港商人轻视了内地西部，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 1999 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之后，李嘉诚首次成为亚洲首富，列在《福布斯》杂志世界富豪榜的第十位，并被《时代》杂志选为“千禧年企业家”。之后，李嘉诚多次成为亚洲首富，并连续 20 年成为香港首富。

与此同时，香港的情况在变得更糟，特别是和内地当时的高增长相比。香港在 2005 年失去了全球最繁忙集裝箱港口的地位，在新加坡和上海之后位居第三。 1990 年香港的 GDP 是整个中国内地的 25%，到了 2017 年，香港的 GDP 只占内地的 2.48%，相当于内地 9 天的产量而已。

人们开始讨论，香港做错了什么，以及谁需要为此负责？是地产大亨吗？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直推崇“香港模式”，他称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在弗里德曼 1980 年的著作《选择的自由》里，他写道：“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场的真正运作，就应该到香港去。”


一些香港本地的学者和批评者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追随弗里德曼的观点。接受我们采访的范博宏博士和商业律师 Mike West 都认为，香港并不是“自由市场”的最好例子，并且变化并不是在最近 20 年才发生的。范博宏提及了不合理的土地政策，并认为香港和其余亚洲的新兴市场相比，一点都不特别，“甚至很有代表性”。 Mike West 则提及了李嘉诚被诟病的垄断，它让香港无法像英美市场一样自由竞争，健康、充满活力。这样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不过把视角放在最近十多年的，也大有人在。毕竟香港经济的衰退是最近十多年才发生的。已逝的香港政治经济学家曾澍基在 2007 年的一篇论文里指出，过去十多年，两地经济的融合是不对称的融合。在这场融合中，香港并没有优化产业结构，只是无所作为，以至于大多数行业失去了聚集效应。

香港高速的发展受益于内地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和消费力。1985 年起，中国内地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占香港进口货物来源地第一位、转口贸易第一位和香港产品出口市场第二位。1994 年，经香港转口的货物当中，约 89%是来自和转往中国内地的。香港也是内地与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内地对海外的出口货物有一半以上是经香港转口。

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4 年开始实行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等一系列变化，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通过香港中转。

善于低买高卖的李嘉诚，转向了新的目标

对于李嘉诚商业能力的一个普遍评价是，不但知道什么时候买，以及更知道什么时候卖。

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教授 Woody Wu 说，“李嘉诚精于把握出售时机。他总能在最合适的价格卖掉，在金融方面就是个天才。”

从文革、回归谈判、改革开放前的数次波动、97 回归、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市场对未来的信心经历过数次波动。李嘉诚总是在波动中低价拿下自己看好的东西，不管是地产、还是公司。

但现在他开始卖了。

《好奇心日报》的统计显示，6 年间，李嘉诚至少出售 2500 亿港元内地和香港的资产。仅 2017 年一年，李嘉诚就卖出约 900 亿港元资产。

在2015 年，李嘉诚加大对欧洲的投资，特别是英国。英国约 1/4 电力分销市场、近三成的天然供应市场、近 7% 的供水市场，都属于李嘉诚。李嘉诚说，“我们明白欧洲所处的状况，但我认为在五年时间内，这里的企业会具备上升的动力。”

也是在 2015 年，李嘉诚担任董事局主席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联合公布重大重组方案，新成立的长江和记、长江实业将选择英属开曼群岛作为注册地，这意味着它们理论上已不属于香港。这打破了李嘉诚不迁册的承诺。

一代大亨离开商界，这增加了人们对香港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未来香港最需要的就是，一代大亨退休、去世之后，香港能不能有新的创业精神出来，新的事业闯出来。我觉得很难有，长期也很难有。”中文大学会计学院及财务学系经济及金融研究所主任范博宏教授说道。

记者温欣语对此文亦有贡献。

制图 / 冯秀霞   题图来自 Kin Cheung / 东方IC；长题图由作者提供 （以上内容首发于好奇心日报，更多精彩请下载 阅读。）

李嘉诚 地产版图：九成土地储备仍在内地

 

揭秘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的内地地产版图

　　　《中国经济周刊》 报道，李嘉诚在内地的地产业务史从1989年起。1993年，其内地项目已经占到了集团资产的四分之一。其中，他拿下了位于北京东长安街1号、占地10万平方米的绝佳地段，建成了亚洲最著名的商业建筑群之一——“东方广场”。至2015年，李嘉诚旗下“长和系”的总市值已高达1.222万亿元，成为香港第一大家族性财团。而在上世纪70年代上市之初，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江实业”。2015年1月，长江实业、和记黄埔合并后分拆成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与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市值仅1.57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长江实业2005年至2014年的年报进行统计，在这10年时间里，长江实业在内地已经建成的物业总楼面面积大约为876万平方米，分别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长春、西安、长沙等地，其中以成都建成的物业最多，多达187万平方米。这些已完成的物业包括北京的誉天下，长春的御翠园，常州的御翠园，上海的御沁园、御翠园、御涛园和嘉里不夜城，成都的南城都汇和彩叠园，深圳的御峰园和世纪汇，广州的珊瑚湾畔和逸翠庄园，重庆的逸翠庄园等。这10年间，以面积计算，内地建成的地产物业占长江实业全部物业近八成。据李嘉诚在公开回应舆论对其撤资的质疑时表示，集团在内地发展中及将发展的总楼面面积远高于2000万平方米。

　　同时，据公开资料显示，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下称“长地”)拥有约149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约1380万平方米在内地。也就是说，长地九成土地储备在内地，这些土地储备大部分在2005年以前获得，当时获得土地的成本较低。据年报显示，2013年以后，“长和系”在内地再没拿过地。

　　如今，这些2013年以前买入的土地正在不断升值。《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曾统计长江实业2005年在内地的29个项目，经过八九年的开发，有近2/3未完工。甚至，有的项目历时1/4个世纪仍未开发完。“长和系”还曾因此被当地政府开出过一笔高达8000万元的土地闲置罚单。

　　

白手起家是童话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史塔威尔。“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