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绘画史

在西方国家，绘画起源于希腊。后来希腊成为罗马帝国的属地，古罗马人学习和吸收了希腊人的经验和文化，使罗马的绘画艺术也兴旺发达起来。其实，人类最早的的绘画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时期的艺术持续约有一万年之久，几乎所有的图画都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最后5000年里，即距今1.7万年到1.2万年的吗格德林文化时期，这些被绘制在原始洞窟岩壁上的最古老的图画，气势恢弘，栩栩入生，堪称自然主义杰作。法国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是其杰出代表。

1、西方艺术的童年
首先要指出的是，艺术是人的创造物。其次，艺术是供人类欣赏的，满足的是人类的审美需求，而不是其它的实际功利目的。
代表史前“艺术”最高成就的是位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洞穴壁画。这些壁画所表现出的能力比起现代人也毫不逊色。但是，这些画的原动机并非是为了观赏，而是一种与巫术、宗教或别和的什么目的相联系的。所以在这里使用“艺术”一词只是一种习惯说法——而不是概念上的“艺术”。

《野牛》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前1500-1200年长约2米

2、古埃及艺术
埃及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精神。提到古埃及，人们就想起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一种威严、永恒和神秘的时代气息。
埃及的绘画大都采用了固定化的模式，即正面的眼睛长在侧面的头部，正面的上身安装在侧下身上，四肢保持侧面。就连画男人和画女人颜色也都是规律有的。古埃及的绘画似乎不追求体积感，画面也全无空间透视，人物大小比例反映着他们的地位身份(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古代相同)。程式化的观念也反映着创作者依据的不是视觉经验，而是既定的观念和规范。
雕塑法老像的制作是着严格的系统的工程。形成了所谓的“正面律”。只有一些下级官吏、劳动者的刻画，才惟妙惟肖，比较写实，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奈费尔提蒂头像》 约前1360年

《美杜姆群鹅》约前2530年 46*175cm

《捕禽图》前1400年高约80cm

3、古希腊艺术
古希腊人似乎不象古埃及人那样喜欢在墙壁上绘画，更多地画在器皿上，所以能流传下来的真是极为难得。能让古希腊艺术流传得更广的主要是雕塑。
古希腊人似乎生活得非常自信，不象古埃及人那样关注死后的事。他们热爱生活，关注人类自身。在他们看来，人体是美丽、是高贵、是伟大、是崇高(绝非是性本能的冲动)。因此，他们充满激情地歌颂人体之美(尤其是男人体)。
早期的雕塑，造型上还比较僵直，面部带着古风式的微笑(没有精神内容)。以后渐渐地有了精神，有了生命。达到了后人难以达到的至高点。对以后的欧洲美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掷铁饼者》(古罗马复制品)原作约前450年原作者：米隆

《宴罢》酒碗饰画约前490年

《拉奥控与他的两个儿子》公元1世纪 哈格桑德罗斯、波利多鲁斯和阿典诺多鲁斯

4、罗马艺术
罗马艺术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们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马其顿希腊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希腊大帝国时，在意大利半岛台伯河流域又兴起了一个国家，它历经600年左右的发展终于成为强大的帝国，这就是罗马大帝国。它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腊本土，公元前30年击败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自此，原来为希腊所统治的广大地区，包括希腊本土，全部归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成为希腊之后的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心。
罗马本身的艺术并不发达，当罗马人征服了许多文化艺术繁荣的国家，将那里的大量艺术品，尤其是雕塑和绘画当作战利品劫运到罗马，同时还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艺术家、工艺师、工匠等当奴隶和人质集中到罗马，这就为繁荣罗马文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据说当时罗马城人口只有6万，而劫得的希腊雕刻艺术品却有几十万之多。正如 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所言：“被俘的希腊反使蛮族主人成为俘虏，她把艺术带给了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
罗马和希腊都是奴隶制国家，又都是半岛国家，但罗马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培养了对客观事物冷静思考和求实精神，所以务实是罗马人的风格，不同于“外向型扩张”的希腊人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这就决定了罗马人的艺术观是求实、写实，缺乏幻想和想像力。罗马人也有神话，但却是沿用希腊的，只不过改个罗马名而已，如，对美与爱之神，希腊人称阿芙罗狄德，罗马人称维纳斯。
罗马人信仰多神教，相信祖先的灵魂常降临家庭享受祭祀，并保佑家庭成员。有地位的贵族家庭中总设置房间保存祖先的遗容。这遗容是从死者面部翻制的蜡模面具，或是根据面具制作的雕像。这种保存祖先遗像的风俗是古罗马盛行肖像雕塑的社会原因。
罗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接根据面具制作肖像雕塑。古罗马最早的青铜肖像就是运用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所创造的青铜翻制技术，根据面具翻铸成青铜肖像的。这种肖像酷似真人，没有艺术的创造性，不过它却奠定了罗马肖像特别注重人物面部细节刻画的特点。罗马肖像的精神气质主要通过头部表现，希腊人则通过身体姿态动作来传达，所以罗马雕像如果缺了头部，余下的部分就没什么意义了，而希腊雕像的生命充满身体各个部分，即使只剩下断臂残躯，仍然能给人以特有的生命和美感。
古罗马肖像雕塑的美学追求在于求真美，这同古希腊的宁静、理想化的完美迥然不同，这种特征趋向于个人意志的创造，表现出敢于参与世事争胜的气概。

 

5、埃特鲁里亚美术

埃特鲁里亚艺术是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北部的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这个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被罗马人征服，它的文化也为罗马人继承和发展。所以埃特鲁里亚艺术是古罗马艺术的宗师和组成部分。

在埃特鲁里亚艺术创造中，雕塑最为突出：有石雕、陶雕、青铜；有圆雕也有浮雕。最早兴起的是石雕，始于公元前7世纪末，能代表埃特鲁里亚艺术水平的则是陶塑和青铜雕刻。

埃及人视死亡为灵魂出走，会去而复归。希腊人认为死亡是恶运附身而导致的毁灭。埃特鲁里亚人却把坟墓看成是灵与肉的共同归宿，因此他们往往将肉体火化后置入陶制的棺中并在墓室中安置墓主人的雕像。这些雕像有单人的，也有夫妻两人的。《陶棺上的夫妇像》就是一件陶塑作品，这种塑像置于陶棺盖上，就像夫妇亲密地躺卧在沙发上那样，和颜悦色，似有情感交流，好像死亡是人类美好的归宿。这类墓葬雕像有一定的程式：取坐卧式姿态，橄榄形眼睛呈微笑状。它类似希腊古风时期的人像雕塑，但雕像效果是埃特鲁里亚式的。

6、庞贝城壁画

庞贝城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23公里处濒临地中海，终年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是古罗马权贵富豪建豪华别墅享乐的胜地。不幸于公元79年8月24日下午一时，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庞贝城毁于一旦，巨大的火山溶岩覆盖了这座名城,像一个封闭严密的笼罩完好地保存下这座小城的全部文化。

庞贝城保留了古罗马的建筑装饰、工艺制品，尤其是画在墙壁上的大量壁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希腊罗马的绘画成就。大量的壁画多绘制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9年间。可分为四种样式：前两种样式属于共和时期，后两种则属于帝国时期。

第一样式又称镶拼式，是在墙面上，用石膏制成各种彩色的仿大理石板，并镶拼成简单的图案。始于公元前2世纪，这种样式是承袭古希腊城市壁画样式。

第二样式又称建筑式，是从第一样式发展来的。它是利用在墙面上绘制各种建筑，通过透视处理以达到扩大室内空间感。由于立体感很强，造成房中有房，使有限的空间扩展到无限的视觉空间效果。这种样式的题材多样,有建筑物、林木花鸟和人物，流行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

第三种样式因为它画得十分精细华丽，又称华丽式，由于画中出现埃及图案和狮身人面像，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埃及式”。这种样式纯粹是一种室内装饰，喜用华丽的柱形图案，很完整。流行于公元1世纪。

第四种样式追求画面的繁复华丽，层层叠叠似真似幻的装饰效果，除具有上述几种样式的一些特点外,还重光色和动态感，因此人们称它为“庞贝巴洛克式”或“复合式”。

《采花少女》约前15-公元60年高30cm

《有桃子的静物》公元50年 35*34

《奈奥夫妇》公元1世纪58*52cm

《络腮胡子青年》 公元2世纪 43*22cm

《图拉真纪功柱》(局部)公元113年 180米高

《伊苏斯之战》
这是公元1831年从庞贝古城遗址发现的镶嵌画,据考证是描绘伊苏斯之战,是根据公元前4世纪希腊画家菲罗克西诺斯的同名壁画复制而成，从中可见希腊绘画发展情况。原画是应雅典统治者卡山德的要求创作，作于公元前310年。
画中描绘公元前330年秋天,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帝国末代国王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大战的历史,是一幅著名的历史画。在这次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把大流士打得丢下母亲和妻儿落荒而逃,后来大流士写信给亚历山大大帝，表示愿以巨款赎回母亲妻儿，并将女儿嫁给亚历山大，但遭到亚历山大拒绝,依然东侵灭掉波斯帝国。
画中描绘两军大战，亚历山大击败大流士的场面。画面只用一棵击倒的大树来表示战争所发生的环境。画家集中描绘两军对阵，突出描绘波斯大流士和他的士兵，由他们的动势表明激烈的战斗情况，整个场面充满了戏剧性冲突和强烈的战争气氛。

《阿波罗》
埃特鲁里亚人有一种特殊的制陶技术，将粘土熏烤成黑色和赤色后再进行塑像，塑后再进行烧制和磨光，使陶塑显出贵重的金属外表。《维埃伊的阿波罗》是一件赤陶着色雕塑，因出土于维埃伊的神庙遗址而得名。它的作者据考证可能是维埃伊的著名雕塑家乌尔卡，作于公元前510年左右。从题材看显然受希腊神话的影响，雕像脸部的微笑也很像希腊古风式的微笑，但从人物姿式和衣纹处理效果来看又与希腊不同：很薄的覆盖身体的衣纹轻松活泼，具有道地的埃特鲁里亚民族特色。

《捧着祖先头像的罗马人》
求实的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敬神，那样神重于人，而是更重视自己在艺术中的地位。《捧着祖先头像的罗马人》，表现的是罗马人葬仪中出现的情节。在葬仪上，送葬人要捧着祖先的遗像参加葬礼，因此肖像雕刻实际上成为这种独特葬仪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组雕像中通体使用写实手法，着重刻画头部，身体被繁复的衣褶覆盖，质感很强，与头部形成繁简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头部的个性特征。

《奥古斯都全身像》
罗马的统治者、贵族认识到通过肖像的传播可以炫耀个人的权威，制造个人崇拜,这是罗马肖像雕塑发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罗马雕塑艺术进入帝国时期以后，鲜明地成为歌颂君权、颂扬帝国武功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帝王贵族的肖像雕刻极为发达。神圣皇帝渥大维在自传中写过，在罗马城中，为他树立的(或站立或在马背或在战车上)银质塑像约80座。
《奥古斯都全身像》是一尊有代表性的帝王全身肖像，约作于公元前19—13年，现藏罗马梵蒂冈博物馆。奥古斯都意即“神圣”，雕像是罗马第一位大皇帝渥大维。渥大维是罗马大独裁者恺撒的外甥，并由他收养。恺撒遇刺身亡后，19岁的渥大维用计谋获得一部分军权，并不断施计击败他的政敌而终于成为罗马皇帝。这尊雕像着意美化这位大皇帝：身着罗马式盔甲，左手持着象征无上权力的权杖，右手指引方向，有趣的是在右腿边雕着一个小爱神，造成高矮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的含义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暗示古罗马是爱神维纳斯的后代，更多人认为可能是以爱神象征仁爱，以此表明奥古斯都不仅是伟大的军事统帅，而且是仁爱之君。渥大维护胸的铠甲上装饰浮雕，寓意着罗马对全球的征服和统治。雕像的姿式和表情有明显的理想化和神化的倾向，不过面容还是很像渥大维本人的，他那僧侣式的小平头，清瘦严肃的面容，表现出他执政时仍然崇尚简朴，目光中透现出足智多谋。

《奥利略骑马像》
人们在观赏罗马帝国皇帝雕像时发现，帝王的气质同帝王统治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强大兴盛的帝国在渥大维的肖像中直率地表现了出来，智慧的、为罗马人做了不少善事的提图斯被雕成君子的典范，而帝国衰落时的情景似可从奥利略的形象中看到。
奥利略是古罗马“五贤君”之一，是崇拜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家。政治斗争的现实和自然灾难使他的理想一一破灭，成为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没落君王。同奥古斯都那坚定、沉着、居高临下的气势完全不同，他骑在马上挥动右手但无目的，神态也显出不确定性，而坐骑的精神气质与人也一样。他更多地像个哲学家而少有统帅的气概 。

 

《斗兽场》
在古代统治者寻欢作乐方面，再没有比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更狂热的了。从共和时期就开始兴建斗兽场，最著名的罗马大斗兽场始建于公元72年弗拉维王朝到公元82年提图斯时代才完成。
据说是帝国征服了耶路撒冷后，为纪念胜利驱使8万犹太俘虏修建的。斗兽场呈椭圆形，长轴为188米，短轴156米；中央区为86∶54。周长527米，高57米，占地2万平方米，可容8万观众。
建筑形制椭圆的外形单纯、明确，浑然一体，无始无终；外观极其宏伟雄壮，高高的立面分为4层，自下而上分别采用多利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和科林斯柱式。

《凯旋门》
凯旋门是古罗马统治者为炫耀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创造的纪念性建筑。一般单独建立，通常是横跨在一条道路上。目前留存下来著名的有《提图斯凯旋门》。
提图斯是帝国时期弗拉维王朝第二代皇帝。为了纪念他即位前镇压犹太人的胜利而建，始建于公元81年。
这座凯旋门主面的台基与女儿墙都较高，给人以稳定、庄严威武雄壮之感。建筑物用混凝土浇筑，大理石贴面，檐壁上雕刻着凯旋时向神灵献祭的行列。
提图斯凯旋门上有一块浮雕,表现提图斯的军队正抬着从耶鲁撒冷神庙里缴获的重要战利品——黄金圣案、烛台和银喇叭，兴高采烈地走在象征着罗马的凯旋门前。浮雕布局和造型运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创造出真实的空间感。由于着意表现人物的动势，浮雕中的人物虽不多，却给人以气势宏伟之感。。

《图拉真纪念柱》
在罗马的纪念性建筑中，除凯旋门外还有纪功柱。至今在罗马城里仍保留罗马时代遗存的图拉真纪功柱和奥利略纪功柱。两柱柱身都饰满浮雕，以图拉真柱为杰出。图拉真柱，总高度为38米，柱身高27米，用大理石块构成，耸立在方形的基座上。周围缠满由22个圈组成的螺旋形浮雕带，浮雕总长为200米左右。出现在浮雕上的人物多达2500个。浮雕饰带表现图拉真率领罗马人向达奇人的进军。圆柱直径3米，以陶立安式柱头结顶，柱顶安放图拉真雕像，柱础为爱奥尼亚式，础下埋藏着图拉真夫妇的骨灰。在纪念柱基圈上雕刻着一位半身巨人，据说这位巨人象征着多瑙河，罗马人正准备渡河，士兵在构筑工事、坚守阵地，图拉真向士兵训话。场面按叙事的发展配置十分复杂，图拉真是所有场面的中心，曾出现90次之多。整个雕刻是一部形象的战争史，是世界上最长的战史立体画卷。浮雕在刻画人物的容貌、民族特点、服饰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历史真实性。据说居住在罗马尼亚境内的达奇人后代——一个牧民想见见自己的祖先，便来到罗马城。当他看到柱上所描绘的他的祖先十分留恋，就睡在柱下。有位摄影记者发现这个人非常像浮雕中的达奇人，于是拍了一张照片，不几天罗马市报就以“一个达奇人从图拉真柱上走下来”为标题发表了这帧照片。罗马写实雕塑艺术的水平多么令人叹服。

 

《塞维努斯凯旋门》
塞维努斯凯旋门是塞维努斯王朝第一代皇帝米乌斯·塞维努斯(公元193—211年)，为纪念对帕提亚人和阿尔比努斯作战的胜利而建造的(公元203—205年)。它有三个拱门，体量大，高23米，面宽25米，进深11.9米。墙面布满颂扬塞维努斯战绩的浮雕，顶上有皇帝和二子驾车青铜像。整体形象十分壮丽。

《母狼》
埃特鲁里亚人创作的最著名的雕塑是青铜雕刻《母狼》。《母狼》这件兽雕作品作为罗马城徽闻名于世，它表现罗马建城的传说故事：特洛亚人被希腊人打败后，特洛亚王子逃到意大利半岛台伯河入海口的一个拉丁人王国，并被国王招为女婿。他的后代创建了阿尔巴城。经过几代相传，到努米托雷王时，他的弟弟阿穆利奥篡夺了王位并驱逐了兄长，还逼迫侄女西尔维亚充当女司祭。后来西尔维亚与战神马尔斯相爱生下一对孪生兄弟——罗慕洛斯和瑞穆斯。阿穆利奥得悉后杀死了侄女西尔维亚，并将孪生兄弟抛入台伯河里。
由于河水突然下降，婴儿搁浅于河滩，哭叫声引来了一只母狼。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哺养了两个孩子。孩子长大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便杀死了仇人，迎回了外祖父，创建了罗马城。罗慕洛斯成了罗马城的第一位统治者。埃特鲁里亚人依照这一传说雕铸了一条青铜母狼。公元16世纪时意大利雕刻家又在母狼腹下补雕了两个吃奶的婴儿，从而使这尊雕像完整地表现了罗马建城的传说。
母狼雕像形体结构严谨，形象高度写实，雕刻家并没有表现狼的兽性，而是着意塑造它圆浑丰满、具有母爱的人性特点。两只饱满的乳房充满乳汁，正慈母般地哺育孩子，显得可敬可爱。对埃特鲁里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尊民族历史的纪念碑。

《提奥尼索斯秘仪》
因画中内容是祀奉酒神提奥尼索斯的一种秘密宗教团体仪式而得名。画中的人物除酒神和他的妻子阿里阿德尼以及山林神萨提洛斯、带翅膀的女神外，都是参加秘密宗教仪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动态各异,或站或坐，或静或动，高低错落，很有节奏感。值得注意的是,人物造型已使用明暗法，立体感很强。人物动态具有希腊雕刻样式，可见希腊艺术的决定性影响。

中世纪（476—15世纪）的漫长时期，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很多人认为中世纪艺术怪诞、迷惑，甚至贬为丑恶，也有人认为此间艺术丰富，反映出了东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及蛮族文化的融合。中世纪基督教占主要地位，于是图画也为之服务。包括五个部分：一.早期基督教绘画（2-5世纪）；二.拜占庭绘画（5-15世纪）；三.蛮族及加洛林文艺复兴；四.罗马式（10-12世纪）；五.哥特式（12-15世纪）。

b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艺术

中世纪艺术是艺术,包括建筑,导致在欧洲在中世纪期间,即由西部罗马帝国的秋天在大约500里CE对早期的现代期间的开始在大约1500年里CE。

虽然多数现存中世纪艺术和建筑是宗教的,你必须当心在假设,教会是艺术的单一赞助人在中世纪期间。实际上许多期间的宗教艺术由世俗力量委任了,并且一些世俗艺术生存从在期间过程中。

中世纪艺术家取决于,在不同程度,罗马帝国的艺术性的遗产和早期的基督教会的遗产。这些来源与北欧有力的"野蛮"艺术性的文化被混合生产一份卓越的艺术性的遗产。中世纪艺术的历史能的确看作为互相作用的历史在古典,早期的基督徒艺术之间的元素,"野蛮"艺术。

基督教被开发在罗马帝国和早期的基督徒艺术被经典艺术强烈,相应地,影响了在形式、样式和内容。几乎没什么为人所知关于第一二个世纪的艺术在耶稣以后死亡。最早期的基督徒艺术是殡葬艺术特别是在壁画在罗马地下墓穴和在几被雕刻的sarcophagi。直到康斯坦丁和米兰法令转换,基督徒有少量公共建筑。服务举行了在'房子教会里"譬如那被发现在Dura-Europos。

在米兰基督徒法令是自由建立更大,公共建筑,和的确被接受的皇家光顾为一个豪华大厦项目之后。基督徒采取了罗马大教堂对他们的需要。几间大大教堂被建立了在第4个和第5个世纪,包括老St. Peters和其他人。

早期基督徒利用了艺术性的媒介和周围的异教的文化一样。这些媒介包括壁画、马赛克、雕塑,和原稿照明。他们并且适应了世俗罗马建筑形式,特别是大教堂,传教士目的。

早期的基督徒艺术不仅使用罗马形式,它并且利用了罗马样式。末期古典样式包括空间的人体和印象派介绍的比例写照。末期古典样式看在早期的基督徒壁画,譬如那些在罗马地下墓穴。

早期基督徒适应了罗马主题和基于新意思什么是异教的标志。在主题之中被采取是孔雀、葡萄树,和好牧羊人。早期基督徒并且开发了他们自己的iconography。某个标志譬如鱼(ikhthus)从异教的iconography未被借用。

 

《罗马地下墓穴墙画》约公元三世纪 40*27cm

安德烈·鲁勃廖夫《三天使》约1422-1427年 140*112cm

《大卫与歌利亚》西班牙约1123年 140*112cm

《符拉基米尔圣母》约公元1131年 113*68

乔托《圣母子》约1320-1335年85*62cm

《天使与圣母领报》(局部)约1333年245*305cm

罗希尔·凡·德尔·韦登《女子肖像》1460年37*27.5cm

杨·凡·艾克《阿尔诺芬尼的婚礼》1434年 82*60cm

罗伯特·康平《女子肖像》约1420-1430年40*28cm

赫拉德·戴维《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约1510年44*45cm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中心地，14-15世纪早期画家乔托、马萨乔等把人文思想与对自然的逼真描绘结合，虽还具呆板僵硬痕迹，却显出了与中世纪不同的现实主义风格。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画家们再真实与幽雅方面达到了同意，有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菲尔“盛期三杰”。提香、乔尔达内等威尼斯画派画家注重光与影的表现，追求享乐主义的情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20-1590年的手法主义画家不关心作品内容的表达，而对形式因素予以极大的热情，热衷于表现扭曲的体态、奇特的透视和绚丽的色彩，反映出与文艺复兴的古典审美精神相异的情趣。另外又有尼德兰、德国、法国的文艺复兴绘画也把意大利风格与本土传统融合，创出了自己的绘画风格。

伟大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普遍认为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词就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1550年，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中，正式使用它作为新文化的名称。此词经法语转写为Renaissance，17世纪后为欧洲各国通用。19世纪，西方史学界进一步把它作为14至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西方史学界曾认为它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艺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市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独裁者还要厉害，他们也在保护艺术家，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

文艺复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还保留古罗马帝国精神的人才逃往意大利，带回许多新鲜思想和艺术，在罗马开办教授希腊语的学校，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形成。

达·芬奇《蒙娜·丽莎》公元1503年 77*53cm

米开朗基罗《大卫》公元1504年 高4.34m

丢勒《四使徒》公元1532-1536年 215*75cm(单)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约公元1485-1486年 175*280cm

勃鲁盖尔《农民的婚礼》约公元1567-1568年 114*164cm

拉斐尔《雅典学派》公元1510-1511年 底宽772cm

提香《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约公元1560年107*136cm

17世纪的西方绘画又开创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局面。以意大利、德兰德斯、荷兰、西班牙和法国为代表。一般可分为三大类型：一.巴洛克：强烈的动势、戏剧性、光影对比及空间幻觉等特点；二.古典主义和学院派：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形式和类型的表现，忽视艺术家的灵性、感性与情趣的表达；三.写实主义：拒绝遵循古典艺术的规范以及“理想美”，也不愿意对自然进行美化，即忠实地描绘自然。18世纪的西方绘画，洛可可风格兴盛一时。与此同时，写实主义也得到发展。洛可可特点：华丽、纤巧、追求雅致、珍奇、轻艳、细腻的感官愉悦。

 

巴洛克艺术

巴洛克艺术是指(16世纪)后期开始在欧洲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不仅在绘画方面，巴洛克艺术代表整个艺术领域，包括音乐、建筑、装饰艺术等。

巴洛克Baroque此字源自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的“不规则的珍珠”(barroco)。作为形容词，此字有“俗丽凌乱”贬抑之意。欧洲人最初用这个词指征“离经叛道”、“不合常规”，原来对这些追求新形式的艺术家是贬义，后来成为一代的代表。

在欧洲文化史中，“巴洛克”惯指的时间是17世纪以及18世纪上半叶(约1600年-1750年，但年份并不是绝对的)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建筑与音乐。这一时期，上接文艺复兴(1452年-1600年)，下接古典、浪漫时期。

欧洲文化“除旧布新”，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改变与成就。资产阶级兴起，君主政治渐独立于宗教之外(但民主思想萌芽)。科学在伽里略、牛顿等人的开创下展开。艺术上趋势是“世俗(非宗教)化”，精力充沛，勇于创新，甚至好大喜功。文艺上的名家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绘画上有鲁本斯，林布兰特等，影响都极深远。也在这时期，欧洲向外扩张殖民，渐渐占据了世界文明的中心。

巴洛克画家的典型代表是比利时的鲁本斯、荷兰的伦勃朗、西班牙的委拉斯开兹、英国的凡·戴克等。他们的画作人体动势生动大胆，色彩明快，强调光影变化，比文艺复兴时代画家还要更强调人文意识。

鲁本斯的宗教画人体姿势动作激烈，色彩鲜明；伦勃朗的画作如同在舞台上，人物面部处于高光部位，与周围的阴影有强烈的对比；委拉斯开兹的“宫女”，背景中在窗外射入光线下工作的织女，曾经对后期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产生很大的启示。

巴卡西奥巴卡西诺(Boccaccio Boccaccino)生于1466，卒于1525。女人头像，灰纸炭条作画，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卢浮宫书画印刷部。

费拉-巴尔托洛梅奥，又称巴乔-德拉-波尔塔 (Fra BARTOLOMMEO, Baccio della Porta,)1473年生于佛罗伦萨，1517年卒于该地。受难的耶酥与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圣多米尼克及其他圣者，炭条，以白色突出画面明亮部，赭红色粉笔在浅褐色纸上起稿。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马塞美术博物馆。

帕尔米贾尼诺，又称帕尔梅森(弗朗切斯科-马卓洛)(PARMIGIANINO, LE PARMESAN, Franceso Mazzuola)1503年生于帕尔马，1540年卒于卡萨尔马焦雷(克雷莫纳)。贝塞斯达的浴池，鹅毛笔，褐色墨水。褐色晕擦，以白色突出画面明亮部。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雷恩美术博物馆。

贝纳迪诺-拉尼诺(Bernardino LANINO)约1512年生于莫塔纳(维琴嚓)，1583年卒于维尔切利。坐在树林中的福音传教者，鹅毛笔，褐色墨水，白色水粉突出画面明亮出部。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卢浮宫书画印刷部。

帕里斯-博尔多纳(P?ris BORDONE)1500年生于特雷维索，1571年卒于威尼斯。裸男习作，炭条，蓝纸上以白色突出画面明亮部。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图卢兹市博物馆。

塞比奥-达-圣乔治(Eusebio da San Giorgio)约1465年生于佩鲁贾，1539年后卒于佩鲁贾。圣母头像习作，炭条，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卢浮宫书画印刷部

朱利奥-罗马诺，又称朱利奥-皮皮(GIULIO ROMANO, Giulio Pippi)1492年生于罗马，1546年卒于曼托瓦，诱拐欧罗巴，鹅毛笔褐色墨水，褐色晕擦。2004年收归国有，现藏于里尔美术博物馆。

卡拉瓦乔《以马忤斯的晚餐》公元1600-1601年 140*195cm

鲁本斯《基督下十字架》公元1612-1614年 420*310cm

委拉斯贵兹《宫娥》公元1656年 318*276cm

洛可可艺术

十七、十八世纪以后，欧洲由于自然科学日渐发达，且受到当时各种民主学说与中国思想、又化的影响，有了「启蒙运动」的诞生：进而造成工业的发达，民主思潮的高涨，于是先后又有产业革命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些客观形势的转变，对于当时艺术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初叶，巴洛克风格的艺术虽然继续在欧洲各地流行，但同时则有一种叫做「洛可可」﹝Rococo﹞的艺术风格在法国产生，并且逐渐盛行，取代了巴洛克风格。Rococo一字是从法国字 rocaille演变而来，原是指一种混合贝壳小石子制成的室内装饰物。洛可可风格虽保有巴洛克风格之综合特性，但却缺乏巴洛克风格之宗教气息和夸张的情感表现，尤其强调精美柔软的气氛并大量使用光线。

洛可可的建筑外观，与巴洛克的建筑相近，着重内部繁复的装饰。雕刻则与家具等成为室内装饰的一部份，缺乏独立的机能。

以法国为例，洛可可式建筑于路易十五时代极为流行于室内；室内平坦之表面范围较广，花状纹、彩带状等装饰甚受欢迎。大型之建筑物转变为小公寓式或紧密之房间。家具之中，贝形、卷曲形以及上述之花状纹、带状纹等均甚流行。凡尔赛宫里头的钟室内部装饰即为一处著名的洛可可式建筑。

由于当时人们对路易十四的严肃风格失去兴趣，改而追求实用亲切的空间，因此许多洛可可的绘画以风俗画为主。这些画用色清淡、甜美，充满了幽雅、华丽的感觉。洛可可的绘画题材，除了豪华的贵族生活以外，还有肖像、风景、神话以及平民生活等。

洛可可绘画风格代表作之一，可以法国画家华铎﹝Antoine Watteau﹞为代表。华铎大部分作品均与巴黎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情形有关。他的绘画方法是不打草稿，直接将颜料绘于画布上。华铎受鲁本斯﹝Rubens﹞之影响甚深，人物之尖鼻、小嘴、细指等均重现于华铎之绘画中，颜色亦极鲜艳。在光线的应用上，华铎不似巴洛克画家将明暗对比部分之范围加以限制，即传统巴洛克绘画之明亮部分不会太广，随着即为阴暗部分。但在洛可可的画派中，明亮之范围颇大。此种处理光线之方法，可见于另外两位洛可可派之画家，如布雪﹝Boucher﹞及根兹巴洛﹝Gainsborough﹞。<BR><BR>洛可可艺术流传区域不广，于十八世纪中叶逐渐衰微，而为新古典主义所取代。当时各国重要画家包括：法国的华铎、夏丹﹝Chardin﹞、布雪﹝Boucher﹞、福拉哥纳尔﹝Fragonard﹞等；意大利的提也波洛﹝Tiepolo﹞；英国的霍加斯﹝Hogarth﹞、雷诺兹﹝Reynolds﹞、根兹巴洛等。

浴后的月神狄安娜布雪1742年，57×75厘米，巴黎卢浮宫

路易十四这位被尊为"太阳王"的封建君主于1715年去世后，就由他的曾孙路易十五来统治财富已相当集中的法兰西王国。当时路易十五还仅是个五岁的孩子。王族决定由路易十四的弟弟腓力普奥尔良为摄政王。洛可可美术的重要代表、法国宫廷画家布雪(1703～1770)的绘画活动就开始于那个年代。法国艺术的时代趣味的钟摆大概也是以那个年代为界，逐渐从路易十四时代向反方向摆去了。

路易十四时代的艺术趣味，我们已从普桑、洛兰等古典主义画家的作品中鉴赏到，也了解一些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的古典艺术规范。在17世纪后半叶，这位皇帝的好尚几乎是凌驾于整个欧洲世界的，从现存路易十四时代收藏的美术与工艺品也可看出，他的干涉痕迹实在太明显了。比如，他对一把扇子的设计，只要在画稿上亲自批上几个字:"我不希望是这种花样"，就再也不会在宫中流行起来。

到了路易十五时代，这种古典主义规范正在被一种新的趣味与格调所代替:本来强调左右对称，严格均衡，如今变得左右不大对称，装饰的曲线可以自由伸展，艺术形式显得格外艳丽、轻松。宏大的建筑空间，被小巧诱人的闺房与私宅所代替，房间的形式多种多样，出现了椭圆形房间，宫廷内的绘画尺寸越来越小，形制从方形、矩形而变为当时最时髦的椭圆形。这一切我们统称它为路易十五式。一如华铎的那幅《发舟西苔岛》、《狄安娜入浴》等，在皇家学院被恭维为"雅宴画"。总之，从皇宫到贵族府邸、从王妃到资产阶级妇女的闺房，都嫌弃路易十四时代的美术，说它装潢呆板、俗气，转而要求更华丽的雕刻、挂毯、浮雕、绘画、工艺品，和室内的大镜子。天顶画上要装饰有东方情调的唐草纹样，墙壁要有带浮雕装饰的金色与白色相间的贝壳花纹，……洛可可艺术风格已不仅为宫廷所专有，许多上层资产阶级宅第内也都盛行了起来，弗朗梭瓦?布雪便是这种艺术的宠儿。

布雪之在法国宫廷的荣宠，完全得益于凡尔赛宫内一位显赫的侯爵夫人，她的原名叫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后来成为可以左右法国沙龙的蓬巴杜夫人(1721～1764)。年轻的布雪当年随师傅进凡尔赛宫作天顶画时，是以其心灵手巧的年轻画师的身份出现的。自从意大利归来后，他变得目空一切了:"米开朗基罗奇形怪状，拉斐尔死死板板，卡拉瓦乔则漆黑一团。"进得宫后，他发现王公贵戚们不喜欢颂扬基督的宗教题材，专对希腊罗马神话中爱情故事有胃口。于是他竭力去迎合他们，不厌其烦地用他的画笔描绘色彩浓艳的"马尔斯与维纳斯调情"、"赫拉克勒斯与伊俄勒拥抱"，以及女神出浴、化妆之类的题材。这种裸着身体，谈情说爱的生活形象，被画得非常细致,结构匀称，造型正确。这一幅《浴后的狄安娜》就是此类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他成熟期最早的杰作之一。说它是杰作，不可否认，画家的人体油画技法确是法国绘画的骄傲。

狄安娜即是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她是月神和狩猎女神，是宙斯与勒托的女儿，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画上坐着的两个裸女形象中，右边一个即狄安娜，在她前额缀有月亮的饰物。由于她还掌管狩猎，画上绘有弓箭与一些猎获物。神话中说，狄安娜是以贞洁着称的，但很残忍，猎人阿克特翁因偷看她洗浴而被她罚变成一头鹿，被他自己的狗撕成碎块。为了点明她的美艳而又残忍的性格，在画的左角又添画了两头猎狗。不过，这一切在画面上只是个题材的借口，画家的目的在于描绘宫中美丽的裸体女性。据说这两个裸体模特儿是为布雪画室所专用的(即缪菲姐妹)，画家经过理想化加工，但就造型与色彩表现来看，可称是上乘之作，只是画得过于娇艳了些。无怪有的评论家讽刺地指出，这种裸体女人不过是刚从缎子枕衾里爬出来的娇滴滴的贵族女性的化身，那只纤细的手上还拿着珍珠项链，哪里有充满诗意的神话味呢!法国作家龚古尔对这位画家的艺术挖苦得更厉害，他说:"布雪是用猥亵的暗示与刺激，来减轻路易十五的伤感。"

朱庇特与卡利斯托

弗朗梭瓦·布雪原是洛可可绘画的创始人弗朗索瓦勒穆瓦纳的学生。但他早年的画风与老师不同，那时他擅长版画，曾接受丹尼叶的委托，为他的历史著作《法国史》作过插图。这些版画作品显示布歇在绘事上是独具风格的，也是他的第一批独立创作的作品。

1720年，华铎刚去世一年，他就根据华铎的几幅油画和素描制成了铜版画，显示了特殊的禀赋，引起人们的注意。翌年，他在巴黎美术学院一次赴罗马竞赛中又获大奖。可是，后来布雪对去意大利深造竟是不屑一顾，表明他的艺术要走另一种道路，他鄙夷官方历来以去罗马深造为最高奖赏的惯例。他最后完全忠于洛可可艺术作风与他年轻时这种不以意大利古典艺术为尚的性格有一定关系。他曾对他的学生福拉哥纳尔说:"你要是真拿那些人(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大师)当回事，那你十足是个傻瓜!"这句话只反映了当时他对学院趣味的抵制态度。

不过，今天我们欣赏布雪的那些富有肉感的女裸体油画，总觉得过分甜腻，趣味不雅，可是这种洛可可绘画要说与意大利的绘画全然没有承续关系，也是不合情理的。布雪的艺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在他之前有华铎，在他之后有福拉哥纳尔。他既没有华铎的艺术深度，也缺乏后者的才智；福拉哥纳尔在色彩上比老师更胜一筹。但布雪在构图上的深思熟虑，也是后人所值得揣摸的精华部分。这一幅以描绘女性美的神话题材的油画，可以作为构图上的一个教材。朱庇特(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由于阿耳卡狄亚王吕卡翁的女儿宁芙(即山林水泽女仙)卡利斯托生得美貌无比而爱上了她。为了得以亲近她，朱庇特变成女神狄安娜，与她接触。在画上，化为狄安娜的朱庇特，在抚弄美女卡利斯托。

狄安娜是月神和狩猎女神，在她头上有一月形头饰，脚下画有猎物和弓箭。卡利斯托袒露出左胸，细嫩白净的肌肤与身上衣物的繁复褶纹，构成强烈的造型美。总构图是一个使人悦目的稳定三角形:一对美丽的女性，在野外席地亲昵，她们不象是郊游，象坐在豪华宫廷的沙发上。这种装饰与夸张气氛，又被树上和地上的几个天使所幻化。这几个天使形象有的飞栖在树枝上，一个伏在狄安娜的膝前。幻想性与虚饰性正是洛可可油画的主要特色。

布雪就这一题材共画过8幅变体画，这是其中的第一幅，它作于1744年，其余几幅则先后作于1759年、1760年、1762年、1766年、1767年和1769年。这些作品现在分别被英、美、德各国美术馆所收藏，这一幅画有98×72厘米大，现在的收藏地不详。

发舟西苔岛 华铎 1717年，129×194厘米，巴黎卢浮宫。

让·安托万·华铎(1684～1721)的艺术年代，是法国从路易十四过渡到路易十五这一摄政时期的年代。这个时期由于法国对工商业与文化实行奖励政策，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较快；文学艺术也出现蓬勃与兴盛。名震欧洲的大剧作家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等，都是其时法国文坛的风云人物。他们崇尚古典主义，但不尚严格的理性规范。尤其在路易十五时代，艺术上有一种名为"洛可可风格"的时髦倾向，已渐渐取代了普桑时期流行的那种很讲究对称的巴洛克风格了。

洛可可风格几乎侵袭了宫廷贵族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不论是绘画、雕塑，还是宫殿装饰，家具与服饰，无不以这种洛可可风格为好尚。这就是画家华铎的时代背景。"洛可可"一词的涵义是"贝壳形"，它源于法语rocaille，因属于路易十五时的艺术风格，故也称"路易十五式"。这种装饰风格的最大特征是:不论建筑内壁装饰，还是家具、画框以及用器等等上面的纹样花饰，都具有纤细、轻巧、华丽和繁缛的特性，弧线用C或S形，或者用漩涡形。

在绘画上，力求色彩奢丽柔美，绘画的题材是爱情的追逐，为使形象尽可能浓艳、富有肉感，就采用人们最易接受的希腊罗马神话。这是18世纪法国宫廷封建贵族追求奢侈享乐生活的结果，是财富与权势结合的必然产物。就这种艺术倾向的渊源看，我们还必须以适当的笔墨来说明它与我国清代向欧洲出口瓷器与漆器工艺的直接关系。中国对法国出口工艺品大概起自17世纪初，至17世纪末期，这种贸易已急剧地增长。这主要是从荷兰以及英国转运入法国的。

从古尔比创设的东印度公司向欧洲输入印度花布起，1701年安斐特立特(Amphitrit)号直接从广东运回大批中国货后，在整个18世纪，每年都有一至几艘法国船只运入相当数量的中国货物，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广，足以形成西方人尤其是上层贵族对中国工艺品的普遍占有。我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工艺上的色调是以青与黄为主，我国特有的具有东方情调的曲线美，刺激着法国的装饰工艺。洛可可艺术在吸收中国丝绸光泽，工艺镀金，螺钿镶嵌等方面，特别是在吸收中国工艺装饰所特有的没有严格对称的唐草纹样与漩涡纹样方面，有着明显的摹仿痕迹。当时宫内以摆设中国工艺品为最高品格的陈设就是例证之一。关于法国洛可可艺术与中国工艺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予以关心并正在认真研究。画家华铎即属于法国洛可可绘画的前期代表。

华铎年轻时画运不济,加上他生性高傲，事业上屡遭坎坷。1709年争取罗马大奖的绘画竞赛落第，后来连自己的生计也难维持，不幸又得了肺病，处于所谓贫病交迫，走投无路之境遇。当他第二次去巴黎时，寄住在画商西鲁瓦家。1710年，华铎受当时的一出幕间喜剧《三姐妹》的启发，绘制了这幅《发舟西苔岛》的初稿，以后又连续就此题材画了许多变体画，岂料这最后两幅画(即1716年作)在展出时，一举轰动了整个沙龙。《发舟西苔岛》描写一群贵族男女，梦寐以求地幻想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爱情乐园。西苔岛,是希腊神话中爱情与诗神游乐的美丽岛屿。华铎尽情描绘贵族男女准备出发去那里访问的情景。既然那是个行乐的天地，画家就以蔚蓝色大海为背景，远望烟波浩渺，使人展开渴求这种环境的幻想翅膀。

这里的构图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幻景，所绘的大自然也充满诗意。金色的霞光普照大地，这些贵族情侣在等待依次登上缀满鲜花的彩船，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有的早在相互搂抱，有的忙着挤上去。灿烂的阳光清楚地显现出这些醉生梦死的贵族男女的调情动作，尽管这些人物在整幅画上的比例较小。

由于这一幅《发舟西苔岛》(爱情岛)画得很成功，华铎于1717年8月28日被法兰西艺术院接纳为院士，从此，声望日隆。求画的人使他应接不暇，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他仍勤奋作画。大约在1716年初，他总算有了一幢西鲁瓦为他提供的单独小房，可以安心于自己的绘事了。

丑角吉尔斯 华铎 184×149厘米，巴黎卢浮宫

华铎一生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女仆和他作伴。据说女佣人长得十分健美，又是一位金发姑娘，华铎常在自己的作品里以她为模特儿，如他的《狄安娜入浴》上的浴女即是她的形象。华铎的艺术一生，可以1712年为界，在这之前，命途坎坷，生活很困难，幸亏在巴黎结识了画商西鲁瓦，才使他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华铎成名之后，他给这位患难相助的画商完成了一幅轰动巴黎的大画《热尔桑画店》，当时的动机也是为了报答西鲁瓦及其女婿热尔桑(他还是西鲁瓦画店的继承人)对他的无私帮助。

这一幅不朽之作的可贵价值，在于通过看来是作广告的大画，揭示了路易十四与十五时代法国贵族们空虚的灵魂。可以说，与华铎同时代的作家勒萨日的著名小说《吉尔·布拉斯》在形象揭露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勒萨日用的是犀利的文学语言，刻画了一些荒淫无耻的市侩，而华铎用富有装饰趣味的华丽彩笔描绘了那些附庸风雅而又胸无点墨的贵族男女的典型。与此同时，华铎的另一幅杰作《吉尔斯》，也是这一时期的具有同样意义的代表作之一。油画《吉尔斯》与另一幅《意大利喜剧演员》是同时完成的姊妹篇。《吉尔斯》是为巴黎一家剧院作招牌用的大画。画上那个意大利喜剧丑角，比例比真人还大，作此画时一定得使用脚手架。华铎先后画过好几幅"吉尔斯"形象，但以这一幅最著名，也最富表现力。

这个专门供人取乐的插科打诨人物，身穿白色丑角上衣。画家没有画他在表演时的舞台生活，而象一座纪念碑那样，让他顶天立地站在画幅中央。背景为一野外之地，悠悠彩云嵌入蔚蓝的天空中。吉尔斯立于前景上，在他的右下角，有一组象征正直与善良的舞台角色，他们躲在树丛中；在左边，有一骑驴的人被处于深沉的阴影中，它象征虚伪、淫荡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阴谋诡计。吉尔斯就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朵莲花，他无力地垂着手，目光凝视，似在追思什么。他没有现出丑态--那本是舞台上的表情，可现在他的戏演完了，已无求于世人，正等待帷幕落下，这就是这幅画的内在含义。

这一幅"招牌画"正反映了画家当时的内心思想。自从完成此画后，华铎虚弱的身体急转直下。为了治病，他不得不离开热尔桑家，可每天仍挣扎着想在上午画它几个小时。华铎的最后居住地是马恩河畔的诺让镇。1721年7月18日，终因晚期结核病，夺走了这位年仅37岁的画家的生命。在他临死的那个月份，又刚为知友神父画完了一幅《十字架上的基督》，以为诀别的纪念。

鳐鱼 夏丹 1728年，114×146厘米，巴黎卢浮宫

有一位法国评论家说:"在夏丹之前，法国只有静物。自从有了他，才开始了'静的生命'--就象英国人和德国人对静物的叫法(Still-Life)那样。"这段评语形象地称赞了夏丹的静物画的魅力。他在静物画上确有自己独到的天赋，为了表达这种静止物象的"生命"，夏丹一改早期静物画的富贵气，尽量不用浓艳的色彩和闪光的器皿摆设，让静物展现其本来的面貌。在他的画面上，从不展现精心描画的野味或豪华的餐具。1730年后，他所表现的静物对象是属于中产阶级厨房里的普通物品，那些极其平凡的厨房器物，一旦再现在画上，它们的幻象反而显出很强的"生命感"。无怪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要称他为"大魔术师"。这一幅《鳐鱼》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这里描绘了厨房一角，桌上有锅盘等炊具，但占中心位置的是一条剥掉皮的鳐鱼和几条较小的鱼，左角还有几只牡蛎。鳐鱼的色彩描绘得极其真实，形象怪异，面目狰狞，显得十分突出；牡蛎已掰开，从而引来了贪腥的小猫。整个画面色彩淡雅，光影清晰，它不停留在一般"再现"的层次上，每一形象都融进画家对所描绘的事物的深切感情。他曾说过："问题不在于去描绘一件东西。"要通过这些事物，画出画家自己的感情来。据说，一次有某位画家正大谈夏丹怎样善于运用颜色，被夏丹听见，他不耐烦地问道："谁告诉你我是用颜色作画的?"那位画家大惑不解地反问："那么，用什么呢?"夏丹说："颜色固然得用，但绘画要用感情。"他认为，经过推敲的静物构图，不单要使所画的静物可信，还要让它们具有光与色的丰富表现力。这幅《鳐鱼》(另外他又画了两幅变体)所给人的美感正是如此。

《鳐鱼》一画展出以后，夏丹获得了法兰西艺术院的承认，并被接纳为该院的院士。夏丹所谓的画出"感情"的观点，还可以从他对现实与镜子的关系的言论中去理解。他认为镜子越平，反映出来的事物也越"真"。但镜子反映不出事物的感情，要靠画家有意去强调，靠各种色调的铺排，让颜色交错地起着发挥"感情"的作用。夏丹用色，有时一层一层地铺,有时涂得很厚，简直象在用颜料砌墙。他力求形象真实,但并不力求"逼真"感。狄德罗也赞美地讲过他的用色:"噢!夏丹，你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不是什么白色、红色、黑色，而是物体的本色。"我们还发现，夏丹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一个题材或构图，嘴上却反复地解释，他没有重复，这可以想象他所孜孜以求的是什么。

秋千 福拉哥纳尔 1766～1768年间，83×66厘米，伦敦华莱士陈列馆

法国洛可可艺术的盛行期，就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有三个阶段:一、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以及1726～1743年枢密主教弗勒里(路易十五的宫廷教师)摄政期；二、蓬巴杜夫人时期；三、1767～1774年的杜·巴莉夫人时期。我们已知道布雪是蓬巴杜夫人宠信的画家，他的艺术自然也反映着蓬巴杜夫人时期的特征；福拉哥纳尔(1732.4～1806.8)的作品，则可以说是杜·巴莉夫人时期的艺术代表，尽管他在巴结这位夫人时未能凑上趣。杜·巴莉夫人曾委托这个被她称为"小弗拉戈"的画家画一组木板油画，总题目是《少女心中的爱情升华》，一共五幅，分别是《追逐》、《约会》、《问候》、《戴冠的情人》、《遗弃》。据说在其中一幅《约会》上，因男女主人公很象杜·巴莉夫人和路易十五而冒犯了国王。

不过，有的美术史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原因倒是在一幅题为《遗弃》的画上。本来它应叫做《欲望》，当全套组画呈上去时，不知谁改了题。其时，杜·巴莉夫人正处极受路易十五宠爱的时刻(杜·巴莉夫人是继蓬巴杜夫人之后的路易十五的又一情妇，她比蓬巴杜夫人长得更美，也更年轻)，因此犯忌。这一幅著名的《秋千》，也是装饰性木板油画。就创作时间与艺术风格看，它与杜·巴莉夫人委托的五幅木板油画是完整的一组，都属于1765～1772年间完成的作品。《秋千》一画描绘的是浮华贵族少年藏在树丛里偷看小姐荡秋千的场景:这时秋千上的小姐一只高跟鞋不慎脱落并甩了出来，这位浪荡公子准备伸手去接。尽管画得十分细致,比如，花园的景色与树丛画得很美，画意的格调却极其低俗。

这幅画代表了当时贵族的艺术趣味。以调情为内容，在福拉哥纳尔的全部作品中占有一定优势，而且无论从内容与形式上看，比起他的老师布歇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诚然，福拉哥纳尔的进步的艺术思想与颓废的贵族趣味是并存着的。后者在为显贵们订购而作的那些幅画上，表现得非常露骨，轻佻的内容与高超的色彩技巧，是福拉哥纳尔继承布歇"向妇女献殷勤"的一种绘画"传统"。

类似这种描绘男女间风流艳事的画还有好几幅，如描绘舞会上一位少妇溜到侧室与情人仓促接吻的《偷吻》(藏列宁格勒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抱着少女试行求爱的《门闩》、纨绔子弟用梯子爬到阳台上与心神不宁的少女幽会的《约会》等。有些方面几乎还显出色情描绘的成分。当时的沙龙内就有人抨击这种绘画。但他的名声也从此沸扬，他的画完全是迎合巴黎上流社会的。不过，福拉哥纳尔的艺术与他的品行有着明显的两重性。

他不象布歇那样甘为宫廷的雇佣画师，也不贪图官方的赞助。在整个18世纪画家中，他是第一个公然蔑视院士们的画家。1769年后，他避开了皇家美术学院。后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推举为国立美术馆馆长与美术展览会的评审委员。然而，在他艺术的繁盛时期，为了金钱，他却乐意给富人们画一些爱情与放荡题材的小画。无怪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可悲的"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画家。

时髦的婚姻(组画之二) 伦敦国立画廊，69×89厘米，霍加斯 作于1743年。

18世纪英国的绘画有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1653年，刚刚建立的共和政体被克伦威尔引向军事独裁，这使得英国的政治局势更加混乱。尤其在克伦威尔死后，终于酿成了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王朝，建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40余年的动荡，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一个新的纪元。

从这个时代起，英国的绘画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彻底摆脱了外族画家荷尔拜因与凡·代克等人的影响，产生了象威廉·霍加斯、雷诺兹、庚斯博罗、拉姆塞、雷本与罗姆尼等杰出的民族绘画代表。威廉·霍加斯是英国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油画家和美学家，他以讽刺性风俗画闻名于世。在他的作品里揭露了英国社会的一些阴暗面，但不是以漫画，而是以十分精细的油画形式来表现，人物和构图场面都比较复杂，也极富装饰性，故当时英国社会称他是"笑料摄影师"。霍加斯从未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最初是向一位银器雕匠埃利斯·甘布尔学习雕版术。据他自己晚年时写的回忆录中说：他年轻时有天赋的模仿力，只要好好学人家，就能很快学成。

他耐心学习正规的绘画构图技巧，后来专为出版界作插图，制作铜版画，并从中取得了他最早的绘画声誉。霍加斯比较著名的铜版画是一套5幅的腐蚀版画《烟花女子哈洛特堕落记》，描写一个农村姑娘向往城市生活，后因失了童贞而沦落为妓女，并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的过程。他的作品每一幅都象一出舞台剧，画家本人就是一名导演。就象排戏那样，由他处理每一台"戏"的场面、人物表演和各种道具细节，但并不以夸张的动作，而是以富有戏剧性的表情来展示各个形象之间的关系。其滑稽与可笑性也是从所有细部的相互关联中构成，就象一幕幕流行的讽刺哑剧一般，耐人寻味。

《时髦的婚姻》(组画之二)即是画家于1743年完成的那套最具代表性的讽刺风俗画组画之一。霍加斯完成《时髦的婚姻》时，已是46岁的人了，这时他已创作了许多带着辛辣讽刺内容的版画与油画组画作品，社会上已有很强的反应。小说家亨利·菲尔丁(1707～1754)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讽刺家、最伟大的悲剧家，他说:"我把机敏的霍加斯先生看作是古往今来最有教益的讽刺家之一而尊敬他。"关于这套油画组画《时髦的婚姻》，用画家自己的话来评述，是抨击"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时髦事件"，组画的第一幅订婚场面:年老多病的胖伯爵同意以签订财产协议方式，为自己儿子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订婚仪式那天，中间人拿出财产抵押单请伯爵签字，商人拿着一份确认斯夸德菲尔德子爵夫妇的财产协议书。

这里要欣赏的是第二幅，即在第一幅上商人和伯爵用他们子女的肉体来巩固他们合并的商号之后的事件。场面展现在婚后新婚夫妇的一个客厅里。画上的壁炉架一侧的时钟，告知时间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客厅里椅倒桌歪，纸牌与乐谱散扔一地，近处有两把提琴丢弃在地上，表明在这间客厅里昨晚举行过舞会，直至天亮才散去，一切尚未整理。舞伴们一直睡到下午。女主人公坐在新郎对面一张小茶桌旁，身披短晨衣，头戴小睡帽，伸展起胳臂，打着哈欠，并斜眼打量着她的丈夫。可这个象泄了气的皮囊的伯爵儿子，疲惫不堪地瘫在椅子上。天鹅绒上衣和背心都敞开着，假发披散在脑后，缎带已经掉落，一把佩剑因断了扣子而掉在地板上。

他歪戴帽子，两手插在衣袋内。在他的左手口袋里，露出了一件女人的内衫，这引起那头巴儿狗攀上去不断嗅闻。新郎的疲惫说明他刚刚在外放荡了一夜。客厅里的烛火还在燃烧，但已烧得很低，行将燃尽。在另一套间里，有一仆人在正扶椅子。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物出现在左侧，他似乎几次想唤醒这对同床异梦的新婚夫妇，但未能做到，只得翘起鼻子，做着手势走出客厅，手里还捏着一叠早已到期的期票。在他的左边口袋里，露出一本书，书名是《洗心革面》，这是一种讽喻的暗示。霍加斯的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画，在英国绘画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而在以后的时期他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绘画天才。

柯克班夫人及其三个儿子 ﹝Lady Cockburn and Her Three Eldest Sons﹞ undate
雷诺兹，油画画布，141.6 x 113 cm国家画廊，伦敦

雷诺兹是1768年乔治三世创设的皇家美术学会之首任会长兼指导者，为英国美术界的中心人物。对他来说，美术不但是手工的，也是涵养的产物，而后者的基础主要在于拉斐尔、柯列乔、范.戴克的古典传统。雷诺兹属于英国上流社会的权威画家，他使神话及历史的世界复活于笔下的模特儿之中。

本图从构图看来，可知是源自「慈悲」的意大利寓言，孩子们与其说是有个性的人物，毋宁说是神话传统中的邱此特，母亲近似古罗马女人要甚于英国妇人。她四周环绕的三个小孩构成角锥形结构，其底边则为色彩深浓的斗蓬之边缘。在微妙的韵律之中，这些内容实现了雷诺兹精通的一种古典主义之规范。

令人尊敬的格雷厄姆夫人﹝The Honorable Mrs. Graham﹞ 根兹巴洛
1775～1777 油彩画布，235 x 153 cm苏格兰国家画廊，爱丁堡。

根兹巴洛在巴斯﹝Bath﹞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便经常在伦敦新建的皇家美术院展出作品；直到 1773年，他和该学院的绘画布置委员会发生争执为止。此画是他初抵伦敦时所绘制的作品之一，于 1775年动笔，1777年完成，刚好赶上皇家美术院夏季画展，此时他已与皇家美术院言归于好。

这幅作品表明了根兹巴洛惊人而成熟的精湛技巧。刻意突出衣着的华丽和人物的富有，在其许多肖像画中已逐渐显露出来，而此画则到了令人惊叹叫绝的地步。确实，年轻的格雷厄姆夫人，头戴精美的羽毛帽，穿着一袭褶襉饰边的乳白色外衣和粉红色饰边丝裙，背后是巍然矗立的廊柱，几乎使她那表情略为傲慢的面孔黯然失色。这些都是根兹巴洛长期研究范戴克画作而累积的成果，他曾在萨尔斯堡附近的维顿宫看过范戴克的作品。

根兹巴洛把格雷厄姆夫人的身材画得相当高佻，以便表现出她贵族式的优雅风范，这种技巧也来自范戴克的手笔。人物背后戏剧化的风景，可能是受到舞台设计师菲利普.德.卢泰尔堡的启发。根兹巴罗处理油彩的手法自如而流畅，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温文尔雅的美。光线的处理方式自然而新颖，使格雷厄姆夫人彷佛处在聚光灯下一般。

19世纪法国绘画在欧洲起着主导性作用。 很多画家先后到法国学习和居住。像荷兰的凡高，西班牙的毕加索等一些对世界绘画有影响的画家都在法国居住过。由于社会的变革，文艺思潮的转变，使当时法国的绘画出现了多种画派，如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等，它们对西方绘画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文艺领域也充满着变革。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这个世纪成为丰富多采的变革的世纪。西方的美术也借着这股“东风”，冲破了文艺复兴确立的再现性的传统和古典风范，踏上了现代艺术之路。此时的流派包括了新古主义典、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等众多流派。

新古典主义

绘画在帝國艺术特征「古典主义」，十七八世紀時，不断的经济发展和殖民扩张，也同时注意到小亚細亚及巴尔干，故而兴起「古希腊研究」热潮，而当时的艺术家思想为:「艺术的理想绝不是在于个性的一点上，只有深得調和勻称中庸之美的艺术，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此中庸之道的绘画恰和革命时代显示帝國威风的法國人相合，为政治、艺术相形影响的最佳佐证。強調完全拋弃个人的主观情感，而以理智的、調和的书法为理想，以正确的素描为宗，色彩則被斥为感情用事的東西，作风和佛罗倫斯派接近。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取代了罗马艺术而占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法国成为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和西方近代美术主要流派的发源地，一些重要画家均在法国产生，法国的艺术发展成为欧洲艺术的主流。

古典主义艺术从广义上讲，是指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典范，并加以推崇、摹仿的艺术。在欧洲艺术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复兴”古代艺术的艺术思潮。第一次是文艺复兴，第二次则是在17世纪的法国，以普桑为代表的学院派美术及其美术思潮，被特指为“古典主义”美术。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流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思潮则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的绘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推崇古典风格，推行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语言、样式、题材、风格，是为其达到喻古讽今的目的。由于与法国大革命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古典主义以新的内容，使得许多艺术家能够突破古典主义的程式束缚，创造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因而新古典主义又常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崇尚古风、理性和自然，其特征是选择严肃的题材；注重塑造性与完整性；强调理性而忽略感性；强调素描而忽视色彩。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路易·达维特和安格尔。

路易·达维特(1748～1825)不仅是法国杰出的画家，而且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达维特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岁时父亲去逝，由叔父抚养。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后进入皇家美术学院接受教育。曾去意大利游学，在那里深受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作品的影响，并认为文艺复兴的美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早期的达维特作品严格遵守着学院派的制作法则，而且保留着罗可可风格的痕迹，但由于在意大利学习期间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开始转向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创作。他常常选择古希腊、罗马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故事为题材进行作品的创作。在形象塑造上，以古代雕塑为范本，力求表现人物的共性，构图上力求严谨、均衡，对素描的追求超过了对色彩的注重。在形式上，力图用古典的法则来“改造”实际生活中的物象，表现一种静穆而严峻的美。达维特的代表作品有《荷拉斯兄弟的宣誓》《马拉之死》等。

安格尔(1780～1867)是法国古典主义、学院派的重要画家，是达维特的学生和追随者。安格尔1780年生于蒙托邦，父亲是位室内装饰家。他曾在图卢兹美术学院学习，1797年来到巴黎进入达维特的画室学习。安格尔在学习上非常勤奋，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了。他在达维特的画室里深受“理想美”信条的熏陶，把自己称为拉斐尔和古典艺术的热情崇拜者，并声称他所创作的作品是对实物的精确反映，只是在必要之处，依据古典艺术的准则加工了一下。安格尔以准确娴熟的写实技巧和典雅的画风著称。他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并能加以适当的主观处理。在人体和肖像画中多把体态线条做了变形，形成有节奏的曲线，加强流动感，他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

安格尔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可以说他是在肖像画中取得了最大和最应该受到承认的地位。著名的作品有《圣玛丽夫人肖像》《里维耶夫人肖像》及《泉》。

新古典主义艺术由达维特到他的学生安格尔是一个转折，在内容上由革命的、与时代相关的事件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神话和纯艺术的表现。在形式上由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走向了带有华丽东方色彩的古典主义。

安格尔《浴女》公元1808年 146*97cm

大卫《贺拉斯兄弟之誓》公元1784-1785年 335*427cm

《大宫女》 安格尔 1814年完成，布面油画 91*162cm现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这一幅《大宫女》(这时法国的贵族上层对具有强烈的东方情调的土耳其内宫生活极感兴趣，一些画家为满足贵族这种视觉需要刻意去描绘土耳其闺房的淫艳生活。安格尔先后画过好几幅土耳其宫女的形象。《大宫女》这一画题是为区别他的另一幅油画《宫女》)就是这时期他描绘裸女题材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在巴黎展出时，引起了观众更大的抨击。人们说，作为达维特的学生，安格尔走得太远了。他们讽刺说：“安格尔先生画活人，就象几何学家画固体一样。为使其预算好的线条赋予素描以立体感，他什么事都做了！他把人体的各个局部忽而放大，忽而缩小，就象普洛克鲁斯特床上的俘虏(Procrustes;传说中的古希腊强盗，缚其俘虏于铁床上，如身长过榻则断其足，如不及则强伸之使与榻等)一样随意伸缩。有时他感到沮丧，便不再去加强这种可诅咒的立体感，开始使轮廓完善。这就叫舍本求末，用刀鞘代替宝剑来决斗。”评论家德·凯拉特里说得较为中肯些，他曾对安格尔的学生说：“他的这位宫女的背部至少多了三节脊椎骨。”然而安格尔的学生、曾为其老师作传记的阿莫里·杜瓦尔说得就更中肯：“他可能是对的，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也许正因为这段秀长的腰部才使她如此柔和，能一下子慑服住观众。假如她的身体比例绝对地准确，那就很可能不这样诱人了。”这幅《大宫女》就严格的古典风格去要求，确实存在很多“越轨”之处，首先，色彩的“音域”受到严重破坏，背景上很强的蓝色和裸体肌肤的黄色，以及人体的明暗和粉红色调极不谐调，其次是前面所说的夸张了的形体，这个女裸体几乎成了变形美的一种试验，它完全背叛了老师的庭训。安格尔的学生杜瓦尔为此曾竭力为他作辩解，他说：“我并不想说，安格尔先生是个浪漫主义者。但我也要肯定，他从来不是当时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古典主义者’。”安格尔似乎在这幅画上显示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独立性，但由于安格尔的美学信念的坚定性，这里的表现反而给人们造成对他的见解的模棱两可性，攻击与批评是在所难免的。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觉得安格尔具有他的探索勇气，尽管他所画的这个人物是有着很大的虚构性。

浪漫主义绘画

19世纪浪漫主义的诞生是对当时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美术的一次革命。浪漫主义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追求幻想的美、注重感情的传达，喜欢热情奔放的性情抒发。浪漫主义艺术以动态对抗静止，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过分的客观性。浪漫主义在题材上，多描写独特的性格，异国的情调，生活的悲剧，异常的事件，还往往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的题材。

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法国画家席里柯，另一位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使浪漫主义绘画达到了顶峰。

席里柯(1781～1824)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席里柯出生在法国的里昂，15岁时到巴黎学画。他深受前辈大师们的影响，创作出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席里柯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终生充满着激情、幻想和痛苦，并把这种感情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善于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作品题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并删除掉一切非本质的东西。

《梅杜萨之筏》是席里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取材于当时“梅杜萨号”远洋船触礁事件，表现遇难船员乘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3天终于看到救援的船只，一刹那间人们所表现出的激情和求生的渴望。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重要画家。他出生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律师的家庭，从小酷爱美术，18岁时进美术学院，在此期间认识了被称为浪漫主义绘画先驱的席里柯，使他开始的创作就受到席里柯的启发。

德拉克洛瓦在西方美术史上是一位有卓越成就和较大影响的画家，特别是对浪漫主义绘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看作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师。德拉克洛瓦不仅总结了从文艺复兴以来名家们的艺术成就，并影响了一批后代的艺术家。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启示和教益。德拉克洛瓦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才思敏捷，并具有一种别人少有的敏感。他反对当时古典主义绘画那种呆板、平庸的画风，主张个性解放，重视情感的表达。他的画善于表现动荡活跃的场面，色彩鲜明、豪迈奔放。他的重要作品是《但丁和维吉尔》《希阿岛的屠杀》《自由领导人民》等。

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本来是以强调“幻想”为其特征的。可是法国十九世纪初期成为浪漫主义先导的第一张绘画，却是用最“写实”的手法表现最迫切的现实题材。它说明一个新的思潮和流派，总是应现实的需要而出现的，它要是能站得住，也总是根植在现实生活中的。

热情，是浪漫主义艺术的要素，以时事为题材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内容，首先是绘画中洋溢着的激情，这是遵循旧法，由“理智”导致冷漠的古典主义艺术最缺乏的品格。构图、光线、色彩、人的动态表情，都表现了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但可贵的是，它的浪漫的想象，是建立在现实深入认识的基础上的，它所显示的奔放的激情，是与积极的人生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而具有强大艺术力量。

法国浪漫主义的艺术，兴起于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这是一个腐败、混乱和倒退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出现的浪漫主义艺术，一开始即带有呼唤革命风暴气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浪漫主义所要表现的对象是"自由的具体的心灵生活"。从根本上说，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出现，是要求个性的解放和心灵自由；封建政权和学院的古典艺术，同样让他们感到是必须摆脱的精神重压。浪漫派重视色彩，是和他们重视感情的要求相一致的。要用色彩去塑造形体。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法国经历了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起义。这个时期艺术思潮的起伏更替，现出十分绚烂的景象。一种艺术流派或主义的出现，当然是特定的文化思潮的反映，并且关联到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问题的复杂在于:艺术家们多半不是按照事先拟定好的某种"主义"的纲领去进行实践的，常常是依据自己有意或无意接受的某种思潮的影响，创作出了作品之后，观众--特别是评论家们为了说明其艺术特征，而把某一头衔赠给艺术家的。由于评论家(和后世的史家)们理解和着眼点的不同，对同一个(或一群)画家，有时会冠以各种不同主义的头衔，而艺术家自己又多半是无所谓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们，在美术史上好象还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其他的一些画家，问题就更为复杂些。

浪漫主义美术，18世纪60～70年代，一些在罗马的画家曾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严格学院主义原则范围以外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其中瑞士人亨利·富塞利以其所画奇怪异常而最为突出，其《梦魔》一画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英国画家和诗人布莱克在基督教神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精心构制的宇宙论，他的水彩画技巧精美绝伦。在后来一代的画家中康斯特布尔和泰纳把水彩画技法的鲜艳性和油彩结合使用。康斯特布尔画英国乡村景色，探索了大气的光和色的复杂性。泰纳发挥了光的自然效果，创造出有动力感的构图，使观众如历其境，似乎在随画面一起游动。在德国，风景画家龙格力图以象征手法把个人的心灵气质描绘为普通的自然灵性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树或十字架之类形象来暗示自然和心灵的可敬可畏。在法国，采用历史和文学题材的主要浪漫主义画家是德拉克洛瓦。除在色彩和光方面进行实验外，他以雄健的笔力表现了他的感情。异国的主题，特别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着迷。其热情洋溢地描绘动物生活的作品，反映了他和热里柯相似的兴趣，后者在选择当代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浪漫主义建筑浪漫主义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18世纪60年代～19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 19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故又称哥特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英国是浪漫主义建筑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圣吉尔斯教堂、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透纳《船抵维纳斯》公元1843年 62*94cm

德拉克洛瓦《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公元1827年 391*496cm

写实主义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矛盾逐渐加深。敏感的艺术家们不能无视身边的现实社会，如实地再现和揭示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公，成为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艺术实践。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我们接触的绝大部分绘画作品，都是写实主义的，尽管有很多造型很夸张或者变形，甚至无法分辨所表达的对象，比如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妓女》，但是，这仍旧被称作写实主义的作品。真正抽象的作品并不多见，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是现代抽象主义的代表。

杰昂-法兰西斯·米叶的油画作品《牧羊女与羊群》，绘于1863年，现藏于奥塞美术馆。

“农民画家”米叶从小就看着农民在近乎不人道的严格劳动中求生存，因此，当他在眺望自然时，也毫不忽略在自然中与大地结合为一的人类。与荷兰风俗画相比较，在这幅画中毫无任何戏剧性的偶发事件，唯有暮色中成群的羊儿和低首祈祷的牧羊女。乍看之下显得随意的构图法，透过深沉的暮色实更加深了画面的静谧气氛。这幅画意外地让米叶在官方展览中获得一致的好评，也许正因为画面上所捕捉到的“真实”，米叶的作品也超越时代深深地感动我们。

古斯塔夫·库尔培的油画作品《泉水》，绘于1868年，现藏于奥塞美术馆。

库尔培认为艺术必须描写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主张结束当代那种矫柔造作的艺术。这幅‘泉水’就是对安格尔等所代表的学院派女性形体和裸体观念的反叛。他并未设法让模特儿摆好姿势，作出优美的动作，而是从背后画她。她靠在画面的对角线上，右手抓住树枝，左手伸进瀑布里，左腿则放在身体斜线的延伸部份，右腿往后缩。画中的女性裸体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并有着农村妇女的结实。这种写实作风招来许多不解和批评，甚至画中维纳斯的臀部也被评为奇丑无比。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

印象主义的出现是美术史上的一次较大的革命。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它使美术进一步摆脱了对历史、神话和宗教的依赖，也脱离了讲故事的传统方式。画家们大胆地抛弃传统创作观念和程式。内容和主题不在重要。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纯粹的视觉感受上。但印象主义者并没有抛弃再现的传统，而是把形体再现变成了光色再现。1874年，有一群年轻的画家在巴黎组织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画展，来向官方的沙龙挑战。包括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和莫里索等在内的画家们不仅有各异的性格和天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具有不同的观念和倾向，但是，他们诞生在同样的时代，有着同样的经历，并且向同一的反对派斗争过。他们欣然接受一些杂志的讽刺文章作家封给他们带着嘲笑味道的称号——“印象派”。


“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ionsm)一词，是由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发明的。据说，1910年在伦敦准备举办一个“现代”法国画展，但是临近开幕，画展的名称还没有确定下来。作为展览组织者的罗杰·弗莱事急无奈，便不耐烦地说：“权且把它称作后印象主义吧”。这一偶然而得的名称，毕竟还切合实际，因为参展者都是印象派之后的画家。以后，“后印象主义”便被用来泛指那些曾经追随印象主义，后来又极力反对印象主义的束缚，从而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画家，其中杰出者有塞尚、凡高、高更和劳特累克等。实际上，后印象主义并不是一个社团或派别，也没有共同的美学纲领和宣言，而且画家们的艺术风格也是千差万别。之所以称之为“后印象主义”，主要是美术史论家为了从风格上将其与印象主义明确区别开来。

后印象主义者不喜欢印象主义画家在描绘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光色变幻效果时，所采取的过于客观的科学态度。他们主张，艺术形象要有别于客观物象，同时饱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塞尚认为：“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去复制现实；它意味着寻求诸种关系的和谐。”他所关注的，是在画中通过明晰的形，来组建严整有序的结构。凡高和高更则专注于精神性与情感的表现，其作品渗透着某种内在的表现力和引人深思的象征内涵。

后印象主义绘画偏离了西方客观再现的艺术传统，启迪了两大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即强调结构秩序的抽象艺术(如立体主义、风格主义等)与强调主观情感的表现主义(如野兽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等)。所以，在艺术史上，后印象主义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起源。

《戴帽的自画像》，塞尚作，1897--1882年，油画，65x51厘米，伯尔尼美术馆藏。

保罗·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后印象主义的代表画家，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埃克斯—普罗旺斯。其父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曾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律师。然而塞尚却对法律不感兴趣，而特别醉心于绘画。1862年，23岁的塞尚终于冲破家庭阻挠，来到巴黎专攻绘画。他经好友左拉介绍，结识马奈、毕沙罗等印象主义画家，并多次参加印象主义画展。后来，他由于不满于印象主义的艺术追求，而与印象主义者分道扬镖，从此专心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并在绘画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西方现代美术史上一位卓越的、划时代的画家。

塞尚的画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强调绘画的纯粹性，重视绘画的形式构成。通过绘画，他要在自然表象之下发掘某种简单的形式，同时将眼见的散乱视象构成秩序化的图象。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艺术探索。首先，他强调画中物象的明晰性与坚实感。他认为，倘若画中物象模糊不清，那么便无法寻求画面的构成意味。因此，他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忽视素描、把物象弄得朦胧不清的绘画语言。他立志要“将印象主义变得象博物馆中的艺术那样坚固而恒久”。于是，他极力追求一种能塑造出鲜明、结实的形体的绘画语言。他作画常以黑色的线勾画物体的轮廊，甚至要将空气、河水、云雾等，都勾画出轮廓来。在他的画中，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物象，在清晰度上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样处理，既与传统表现手法拉开距离，又为画面构成留下表现的余地。其次，他在创作中排除繁琐的细节描绘，而着力于对物象的简化、概括的处理。他曾说：“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他的作品中，景物描绘都很简约，而且富于几何意味。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不擅长于精细描绘而采取的做法。然而，即使这种说法是事实，也说明他具有扬长避短的本领，从而在形式构成方面发挥出创造才能。其三，为了画面形式结构，他不惜牺牲客观的真实。他最早摆脱了千百年来西方艺术传统的再现法则对画家的限制。在塞尚画中，经常出现对客观造型的有意歪曲，如透视不准、人物变形等。他无意于再现自然。而他对自然物象的描绘，根本上是为了创造一种形与色构成的韵律。他曾说：“画家作画，至于它是一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那是一种凭借，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的。”

《水果盘、杯子和苹果》，塞尚作，1879—1882年，46×55厘米，巴黎，勒内·勒孔特收藏。

塞尚重视绘画的形式美，强调画面视觉要素的构成秩序。这种追求其实在西方古典艺术传统中早已出现。而塞尚始终对古典艺术抱着崇敬之情。他最崇拜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他曾说：“我的目标是以自然为对象，画出普桑式的作品。”他力图使自己的画，达到普桑作品中那种绝妙的均衡和完美。他向着这方面，进行异常执着的追求，以致于对传统的再现法则不以为然。他走向极端，脱离了西方艺术的传统。正是如此，他被人们尊奉为“现代绘画之父”。

《自画像》，凡高作，1889年，油画，65×54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藏。

凡·高把第二幅自画像(即本幅)看作自己神志正常的标志。"我希望你能看出我面孔比过去平静得多了,尽管在我自己看来我的神色比以前茫然呆滞了些。我带有另外一幅,那是我在病中试着画的,不过我觉得你会更喜欢这一幅,我在创作这幅画时有意画得简约质朴些。等你见到老毕沙罗时,把这幅画给他看看。"

与凡·高自己看法正相反,这面孔绝非平静,表情也绝非茫然呆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坚定、专注、决不退缩。作者用旋动的冰蓝色笔触描绘出似乎在颤动的背景,背景衬托出身着中产阶级上衣和坎肩、留着桔红色头发和胡须的画面主公,同时画家的面孔又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气质性光彩。凡·高这幅作品的目的即是暗示自己要恢复信心。他让泰奥把这幅毕沙罗看,这表明他急切地想离开医院,想回到画家群体的环境中去。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写道:"一个人毕竟不应该仅仅作画,他还必须跟人见面,必须不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并且通过与别人的接触给自己补充思想内容。"凡·高把这幅作品看作自己身心复原和可以重新作画的标志,因此当他回到北方时,便从泰奥那里将它取走,把它带到了奥弗。

这幅作品感动了奥弗的加歇医生,他想要一幅摹绘品。然而凡·高并没有留的摹绘品,不过也许是为了让这位恩人高兴,他采用这幅作品的色调和笔法风格,为医生画了一幅肖像。

凡·高的自画像所表现的是现代画家的气质与抱负,是从画家的立场上追求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背景使用灰蓝色的连续曲线,产生如旋涡般的效果。木然的神情与变动的背景形成对比。而他的眼神,就如安东尼阿得所说的,"能把一个人穿透"一般。

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1890年7月，他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

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奥夫沙罗夫编《凡高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吃土豆的人》，凡高作，1885年，油画，82×114厘米，阿姆斯特丹，国立文森特·凡高艺术馆藏。

凡高早期接触社会下层，对劳动者的贫寒生活深有感触。他受米勒影响，想当一名农民画家。《吃土豆的人》便是他该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充分反映了凡高的社会道德感。他选择画那些农民，主要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与这些贫穷劳动者之间，有某种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共鸣。他在给其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想强调，这些在灯下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这双伸向盘子的手挖掘土地的。因此，这幅作品描述的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怎样老老实实地挣得自己的食物。”

在这幅画上，朴实憨厚的农民一家人，围坐在狭小的餐桌边，桌上悬挂的一盏灯，成为画面的焦点。昏黄的灯光洒在农民憔悴的面容上，使他们显得突出。低矮的房顶，使屋内的空间更加显得拥挤。灰暗的色调，给人以沉闷、压抑的感觉。画面构图简洁，形象纯仆。画家以粗拙、遒劲的笔触，刻画人物布满皱纹的面孔和瘦骨嶙峋的躯体。背景设色稀薄浅淡，衬托出前景的人物形象。凡高自己称这幅画是“表现主义的诞生”。他说：“我不想使画中的人物真实。真正的画家画物体，不是根据物体的实况，……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的。我崇拜米开朗基罗的人物形象，尽管它们的腿太长，臀部太大”。有人指责他这幅画中的形象不准确，而他的回答是：“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能不真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

《向日葵》，凡高作，1888年，油画，95×73厘米，伦敦，泰特画廊藏。

凡高于1888年2月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在那里他深深地为南方璀璨的阳光而激动。他在给埃米尔·伯纳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狂喜，他说，那里的河是翠绿的，落日象熔金的炼炉，太阳是金黄色的，“在我眼里，此地的乡间，气氛宁静，色彩绚丽，……与人们在日本版画中见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他强烈地爱上了遍地生长的金色向日葵。他设想用“一系列黄色”的变奏，来画一组以黄色或蓝色为背景的向日葵静物画，并用它们来装饰他在阿尔的居室。他一共完成了六幅向日葵组画。在这些画中，他以抒情的笔调，充分展示了那些金色黄花的绚丽光彩。这幅&lt;向日葵)作于1888年8月，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

这不是一幅传统的描绘自然花卉的静物装饰画，而是一幅表现太阳的画，是一首赞美阳光和旺盛生命力的欢乐颂歌。画中，那一朵朵葵花在阳光下怒放，彷佛“背景上迸发出燃烧的火焰”。正如凡高自己所说“这是爱的最强光!”

凡高表现向日葵的手法，也是别出心裁，他采用1简化的手法描绘物象，使画面富于平面感和装饰的意味。画面以黄色和橙色为主调，绿色与蓝色的细腻笔触，勾勒出花瓣和花茎。籽粒上的浓重色点，具有醒目的效果。那大胆恣肆、坚实有力的笔触，以不同的走势，在明亮、灿烂的底色上找寻不同的结构与色调，把朵朵向日葵表现得光彩夺目，动人心弦。

《带光环的自画像》，高更作，1889年，油画，88× 57厘米，华盛顿，国立艺术馆藏。

在后印象主义画家中，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的绘画以其原始性与象征性的倾向，以及所谓“综合主义”的画风，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高更早年当过水手，做过商人。1871年，他来到巴黎，成为一名证卷经纪人。这时，他在好友施弗纳克影响下，对绘画产生兴趣。1883年，一直是业余作画的高更，突然抛弃了他那前途远大而令人羡慕的银行职务，而决定去做一名职业画家，此时，他已35岁。他起初迷恋印象主义画风，参加过几次印象派的画展，后来由于受象征主义美学观念的驱使，而离开印象主义，并走上了与之相反的艺术道路。

高更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客观再现自然的艺术追求。他在1888年写道：“艺术是一种抽象，它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而较少考虑自然。”(休·昂纳、约翰·弗莱明著(世界美术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532页)他把绘画视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认为绘画应表现“思想的神秘核心”，表现“跟人的激情相似的某种强有力的东西”(贡布里奇语)。他崇尚原始精神，厌恶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与人类的感情脱节，把人卷入一种缺乏道德和精神的生活，使人只为了物质拼命，而忘却心灵世界的需求。因而他多次离开巴黎，长期生活在单纯质朴的农民及土人中间。他试图在异乡找寻他梦想的那种未受西方文明腐蚀的原始和纯真，并且在画中将其描绘出来。高更这种强调主观表现及追求原始纯真的艺术思想，导致了其独特画风的形成。他以象征主义笔调，画那些充满原始情调的生活，把自然与幻想、现实与象征紧密地揉合，在一幅幅作品中，表现了宗教的情感和原始的诗意。

《布道后的幻觉》，高更作，1888年，油画，73o×92厘米，爱丁堡，苏格兰国立画廊藏。

1888年夏天，年轻的画家埃米尔·伯纳来到布列塔尼，与在阿旺桥作画的高更会面。伯纳的脑子里，满是与印象主义格格不入的想法。他对于中世纪绘画的浓厚兴趣，使他探索出一种独特的平涂勾边的绘画语言。这种所谓“景泰蓝样式”的画法，虽然拘泥于形式和过于死板，却为一心要走出印象派自然主义死胡同的高更，开辟了道路。两位画家在阿旺桥的会面，导致了所谓“综合主义”画风的形成。而高更这幅题为《布道后的幻象》(又称《雅各与天使搏斗》)的油画，便是该风格的第一件完整作品。

“雅各与天使搏斗”，是《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这一题材，在中世纪常被画家们当作“基督在人间的斗争”或“美德与恶德的较量”的象征来表现。而高更却把它画在了布列塔尼的自然景色中。在这幅画中，一群布列塔尼农妇在听完布道之后，眼前出现了《圣经》中“雅各与天使摔跤”的幻象。实际上，高更是要借这种宗教传说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来表现他自己的幻想。

高更以一根斜伸的树干将画面分为两部分。农妇们的形象被画在左下方；她们戴着白色宽帽，在黑色衣裙衬托下，显得尤为夺目。画家有意夸张了前、后景人物在透视关系上的大小比例，使前排人物占据大半个画面，而与后景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画的右上方，则描绘的是农妇们所产生的幻觉：带翅膀的天使与雅各扭在一起，显得难分难解。画中所有形象都被大块的红色背景所衬托。这块红色，既可代表田野，也可代表天空。画中强烈的色彩，都是非自然主义的，完全是由画家的主观感情所决定。其强烈的对比使画面充满节奏感。画面的图象皆没有阴影，深色的轮廊线使其明显突出。所有图像都以平面的形来表现，其轮廓线弯曲起伏，富于韵律，使和谐的画面不失动感。这幅画，充分显示了高更的综合主义画风。它那以不同的形状、线条和色彩所组成的图案，既具有象征性，又饱含着装饰意味。

这件作品，也反映了东方艺术、中世纪艺术以及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画中树干那大胆的对角线，那俯瞰的透视，以及围绕图像的深色轮廓线，使人联想起日本的浮世绘木刻(画中那两个摔交者的造型，显然是源自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一幅版画上的人物造型)；那种勾线平涂的技法及大胆的色彩运用，与中世纪彩色玻璃画有着渊源关系；而以边框切割形象的手法，则显然是源自印象主义的构图语言。

“我相信”，高更在给凡高的信中写道：“我在这些人物中，已获得了强烈的、质朴而带着迷信色彩的简化。它整个气氛都很严肃。对我来说，在这幅画里，景色和博斗只存在于讲道后这些祈祷的人们的想象之中。”

20世纪出现了众多现代主义的思潮，在艺术理论与观念上与传统绘画分道扬镳。现代主义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强调艺术的纯粹性及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他们排斥功利性，对描述性和再现性的因素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组织画面结构，表达内在情感，营造神秘梦境。其主要流派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巴黎画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维也纳分离派、风格主义、达达主义、形而上画派、超现实主义、至上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谱艺术、光效应、新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

 

二十世纪的欧洲美术

二十世纪的艺术流派真是太多了。艺术的涓涓细流已经汇成沧海。没有主流，只感觉到令人眼花缭乱和不断地变化。科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的艺术观念。二十世纪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还不能看清它。这里只能就印象主义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流派略为介绍。

1、野兽主义绘画

野兽主义(Fauvism)是自1898至1908年在法国盛行一时的一个现代绘画潮流。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但却是一定数量的画家在一段时期里聚合起来积极活动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画派。野兽派画家热衷于运用鲜艳、浓重的色彩，往往用直接从颜料管中挤出的颜料，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创造强烈的画面效果，充分显示出追求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倾向。野兽主义得名于1905年巴黎的秋季沙龙展览，当时，以马蒂斯为首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展于同一层厅的作品，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形象地将这些画称作“一罐颜料掼在公众的面前”。而那位后来创出“立体主义”名称的《吉尔·布拉斯》杂志的记者路易·沃塞尔，则突发灵感地想到了这一恰也合适的名称。他在那个被刺目的色彩弄得喧嚷不已的展厅中央，发现马尔凯(Albert Marquet)所作的一件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型铜像，不由得惊叫起来：“多那太罗被关在了野兽笼中!”(多那太罗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雕塑家：笔者注)。不久，这一俏皮话便在《吉尔·布拉斯》杂志登出，而“野兽主义”的名称也很快被广“泛地认同。翌年当“笼子”里的“野兽”倾巢而出，举行一个接一个惊人的展览时，野兽主义则已是影响巨增，势头高涨了。这一初含讽刺意味的名称，后来也逐渐失去了它的贬义。

《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马蒂斯作，1905年，油画，40x 32厘米，哥本哈根美术馆藏。

野兽主义运动中最核心的人物是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他与毕加索一起被视为20世纪法国画坛上的两位最重要的艺术家。马蒂斯出生于皮卡地的小镇勒·卡多。他那做商人的父亲本来期望儿子将来当律师，因而马蒂斯在念完高中后，便进入巴黎的一所法律学校学习。后来他回到故乡，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充当书记员。假如没有1890年那次患阑尾炎住院的经历，他也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去当一名画家；他的母亲为了让他在手术后康复阶段的病床上消磨时光，给他带去了颜料、画笔和一本自学绘画的手册。没想到这些东西竟然让马蒂斯从此象着了魔似地对绘画痴迷起来。出院后他便开始在昆廷·德·拉图尔学校素描班上夜校，后来，总算得到其父亲的允许到巴黎学画。他先是人朱利安学院，随古典派画家布格罗学习。1892年，他报考巴黎美术学院，落第后被著名象征派画家莫罗看中，收入自己的画室。莫罗当之无愧地是第一位现代艺术教育家。马蒂斯一生都忘不了这位恩师的教导，多少年后，只要一提到莫罗的名字，他的眼睛就会湿润。1898年，他首次在全国协会沙龙展出作品并获得成功。他的早期绘画曾受到毕沙罗、西涅克、塞尚、高更等人的影响。在经过了几种风格的尝试之后，他于1905年前后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通过主观的色彩而不是光和影来描绘物象。他说：“我把色彩用作感情的表达，而不是对自然进行抄袭。我使用最单纯的色彩。”他作画，偏爱用平涂的画法。他把绘画视为平面的装饰，而有意减弱画面的深度感和物象的体积感。同时，他根据感情的需要，将高纯度的平面色块在画中组合，使其形成冲突对比或平衡和谐的关系，产生音乐般的节奏。他的画，造型极其简炼，线条弯曲起伏，笔法轻松流畅，散发着儿童般的天真稚趣，萌发着生命的朝气。他的画，往往传达着某种欢快的情感，给人以视觉的享受。

《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充分反映了马蒂斯野兽主义画风的特点。虽然此画的色彩极其浓重和强烈，但整个画面却显得十分沉静。这里的色彩完全是主观感受的产物，而绝非客观的如实模仿。据说，马蒂斯夫人曾身着黑衣摆好姿势地让他写生，可他所画出的，却是色彩鲜艳到极点的红衣人物肖像。在这幅画中，马蒂斯在人物面部的正中央画了一道绿色粗线；这条线成了全画的核心。不仅整个脸部的造型结构紧紧依附着这道绿线，而且，画中诸多要素都是靠这道线而得到统一和平衡。假如没有这道线，整个画面似将松散不整；正是靠着这条绿线，那黑色的双眼和双眉才不至于显得过分强烈，而那黑色的头发和绿色的衣领才得以衔接起来，脸才得以被妥善地“放在”了头发与衣服之间。这道绿线，还将头像与绿色的背景联系起来，使头部不会因为其一道道的红色和橙色块面，与绿色背景拉开距离，而破坏画面的平面感。为了强化这种平面感，画家有意地把画面左侧的背景画成橙色，从而将其拉到画面的前面，使我们觉得在背景与头像之间并没有距离。画中红绿两色的强烈对比，产生耀眼的闪烁效果，使画面充满了纯绘画性的魅力。画一个沉静的头像，会生出这样丰富的视觉效果，而这种效果竟是靠着精心地经营不同的色面而取得，这不得不让人惊叹马蒂斯驾驭色彩与笔触的超凡本领。

《生活的欢乐》，马蒂斯作，1905—1906年，油画，174x238厘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梅里恩·巴恩斯基金会藏。

《生活的欢乐》也许是马蒂斯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这幅画，比他的其他作品更为清楚地体现出野兽派绘画的特质。画中平涂的色彩、弯曲起伏的线条以及那些富于原始稚趣的人体造型，显示出高更的影响。甚至连画中的主题——人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状态，也让人联想到高更在塔希提岛所向往的那种理想生活。其实，这幅画直接源于马蒂斯1905年夏季在西班牙边界附近的柯里欧尔渔村的生活，它同时也与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人头脑中萦绕的，摆脱尘世丑恶与烦恼的神秘乐园——阿尔卡迪亚乐土的古老梦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这幅画上，马蒂斯描绘了他汜忆中柯里欧尔附近森林中某个空旷·地的景色。画面的远景是深蓝的大海，近景的海滩及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姿势和动态的人体。画中人物的造型.让人联想起希腊瓶画上的人物形象，以及修拉的《大碗岛上的星期天》中倦怠无力的巴黎人的姿态，这幅画看起来象足信笔勾画.实际上却隐含着画家对于欧洲造型艺术中古老传统母题的深刻理解。画中的一个个形象，使人联想起一长串欧洲画家笔下酒神巴克斯狂欢闹宴的画面——从贝尼尼、提香，到鲁本斯、普桑，再到华托及安格尔。

这幅画的富于革新性的地方，是对形象的高度简化的处理。早在马蒂斯在莫罗的画室做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就对他说：“你是为简化绘画而生的。”在这个画面上，凡是可以简化的东西，都已被马蒂斯彻底简化了。他舍弃了对形体繁琐的刻画，放弃了明暗和体积的塑造，。所有形体都以平涂的色面和几笔轻盈流畅的曲线来表现，似乎对人们讲述着绘画的真谛：绘画，就是在一块平面上，有韵律地安排线条和色彩。画中扭曲的形体与蜿蜒起伏的曲线，显示出与新艺术运动的某种联系；在画面的最左边，那个被常春藤所缠绕的、水蛇形的女人体，看起来不象一个人而更象是一座新艺术风格的台灯；而右边前景的一对拥抱、热吻的情人，则似乎是共有着一个头部。画中的色彩也得到厂自由而简化的运用。画家将自然物象杂芜的色彩进行高纯度提炼，并将平涂的色块根据某种内在的需要进行组合、对比，使之产生音乐般的节奏。画中纯净而明亮的色彩，表现出画家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内在和谐。

这幅画充满着抒情性，反映了马蒂斯绘画的表现主义倾向。马蒂斯曾说：“我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表现”。而对所谓的表现，他解释道：“表现，在我看来，并不是由人的面部表情，也不是通过一个强烈的动态所反映的激情所组成。我的画面的整个安排是富有表现力的。人物或物象所占有的地位。他们四周的空白，比例，都起着作用。所谓构图就是把画家要用来表现其情感的各种因素，以富有装饰意义的手法加以安排的艺术。”(赫伯特·里德著《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25页)。在这里，马蒂斯其实是要通过色彩、线条、形体来组织一个传达着某种欢快情感的画面。对他来说，那些绘画性的要素给他带来无穷的快意，他要将那种令人喜悦的清新感通过他的画传达给观众。

《塞纳河畔的采石场》，弗拉芒克作，1906年，布面油画，65x54厘米，巴黎，私人收藏。

在野兽派画家中最为狂放不羁的是弗拉芒克(Maufice de Vlaminck，1876—1958)。他出生于巴黎，童年是在巴黎郊外贫困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师，颇有吉普赛艺人的个性。他们根本不把教育儿子当一回事，而是听任自行其事。这使弗拉芒克自小养成了率直乐观的平民趣味。他喜欢远足或骑自行车，到乡村玩耍，参加体育聚会……世间的一切都使他高兴。他的父亲有北方血统，祖辈大多是荷兰水手，或是佛兰德斯的农民。他继承了祖辈的强健体魄，以及热爱自然、和蔼亲切的禀性。他兴趣广泛，不仅喜欢音乐和绘画，还能写小说，还会干农活。十六岁时，他到夏特自谋生计，靠当自行车赛手和季节性地给人拉小提琴糊口。1898—1900年他在法国军队服役。在役满前夕回巴黎休假的途中，他在夏特遇见当地的画家德兰。二人志趣相投，决定在一起工作，于是便在夏特岛上合租了一个废旧的小酒馆作为画室。就是在这里，他们创建了作为野兽派源泉之一的夏特画派。德兰曾在回忆二人的这段交往时写道：“终日沉浸在色彩之中，谈的都是关于颜色的话和使颜色具有生命的太阳。”这个时候，凡高的绘画对于弗拉芒克产生重要的影响。1901年春，他在乔纳画廊观看凡高作品回顾展时，竟然激动得大声叫嚷：“我爱凡高胜于爱我的父亲!”

在绘画上他追求自由。他对传统不屑一顾，以从未去过卢浮宫而自我夸耀。他说：“参观博物馆会使个性变劣，就象与神父的亲切交谈会使你丧失自己的真诚一样。”任何束缚、规则、教条都会使他恼怒。他厌恶限制自由的一切。他说，他力求“用自己的心作画，而不为风格伤脑筋。因为本能正是艺术的基础。”

象凡高一样，他偏爱浓烈的色彩。他说：“我把全部色调的亮度提高，把我所感觉到的每一件东西都转变成一首纯色的管弦乐曲。”他总是把那从颜料管中直接挤出的明亮颜色，堆到画布上去。他偏爱饱满的橙色，往往以鲜明的红色与之呼应，并以强烈对比的色彩(蓝、绿)来强化其视觉冲击力。他偏爱厚涂的笔法，喜欢以旋动的笔触和粗重的黑线，勾画物象的结构。

《塞纳河畔的采石场》是弗拉芒克野兽派风格的一件典型作品。画中，强烈的大红色与绿和蓝色的对比，产生热烈动荡的气氛。那些狂放而毫无秩序的树枝，有如火舌一般在空中颤动、飞舞，显得尤为触目。热烈的色彩与飞舞的笔触，使画面给人以狂野动荡之感。面对这幅画，就仿佛耳边响起了锣鼓喧嚣的振耳音乐，人们无法从中以宁静的愉悦来体验自然的和谐。几乎画中的一切，都让人感受到画家的那种狂躁而暴烈的性格。弗拉芒克曾说：“绘画就好象一个溃疡。它把我心中的邪恶淌完了。如果不是有点绘画天赋的话，我将会是很坏的人……在一个我极可能会弄出丢炸弹的事情的社会里——这将使我被判处死刑——我努力使这股冲动升华为艺术的表现，在绘画中表达出来，我将颜料直接从颜料罐子挤在画布上。如此，我才能够利用我那种破坏的本能去再创一个感性的、生活的、自由的世界。”(弥勒著，李长俊译《野兽派》，台湾大陆书店出版社，第70、71页)这与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几乎是一个腔调。

《挂着旗子的街道，勒阿弗尔》，杜飞作，1906年，布面油画，80x65.8厦米，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杜飞(Raoul Dufy，1877—1953)是一位受马蒂斯影响而转人野兽派行列的画家。他的画风格清新，色调鲜明，惯以一种速写式的笔法，以细粹的线条和笔触，以及明亮、淡薄的颜色，来表现活泼、欢快的图像。

杜飞生于法国最迷人的城市之一勒阿弗尔。父亲是一家小金属公司的会计。杜飞十四岁时就离开中学，到家乡的一家公司当职员。他酷爱绘画，从1892年起，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每晚八点钟下班以后，便去市立美术学校上夜校。1900年，他获得每年1200法郎的奖学金而来到巴黎美术学院学画。1901年，他以一幅题为《勒阿弗尔黄昏》的作品人选法国艺术家沙龙。他起初十分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风，追随莫奈、毕沙罗、凡高及塞尚的风格，后来他转向了色彩强烈的野兽主义追求。1909年以后，他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往往在白色底子上薄薄地涂上明快的色彩，再以简洁的线条勾画物象轮廓。他的画，优雅纤秀，轻松愉快。在他画上，几乎找不到丑陋的东西。他的表现手法，虽然趋于写实和具象，但是却富有东方情调，充满装饰意味。

1905年，杜飞见到了马蒂斯的油画《奢华、宁静与快乐》，为之大受震动。他说：“在这幅画前，我懂得了全部绘画的道理，看到素描和色彩所反映出来的神奇想象力，印象派现实主义失去了对我的魅力。”于是，他不再崇拜印象主义，转而热衷于野兽派风格的绘画实验。他以明亮的色彩和装饰性的笔调，去画那些热闹的街道和舞会场面，成为野兽派画家中重要的一员。

1906年，杜飞画了几幅表现其家乡国庆庆典场面的画。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的动机，不如说更是出于对艺术形式表现的追求。《挂着旗子的街道，勒阿弗尔》便是其中的代表。在这里，他把旗子的色块当成了画面重要的构成要素。那一面面由红、白、蓝的条块所组成的法国国旗，既加强了街景的华美与节庆气氛，同时又在画面上产生抽象的几何图案意味。在这幅画中，那些似乎被夸大了好几倍的旗子，占据着很大的面积；而下部那些人物形象，则看上去是那样矮小，与旗子形成鲜朋的对照。杜飞对于旧日现实主义的幻觉表现毫无兴趣，他显然感到没有必要确切地表现那一面面旗子是如何挂在两边的房屋之上。这些旗子似乎是透明的，在左下角的旗子上我们可看见两个人物清楚地映透出来。令人称奇的是，该画虽然采用野兽派的大色块平涂，但色彩效果却并没有节日的那种热烈感，而全画的基调也是如此。画面的白色并不真那么白，而是被轻淡的灰色所减弱，这使全画具有某种庄严感。这幅面，其实是画家在乎面上进行的几何构成实验

《贫民区的基督》，罗奥作，1920年，布面油画，109x86.5厘米，东京桥石艺术博物馆藏。

在野兽派绘画中，罗奥的画以其深沉、神秘的气息以及粗犷、厚重的画风，显得别具一格。罗奥(Georges Rouault，1871—1958)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细木工家庭。十四岁时，他便在玻璃画作坊当学徒，学习修复中世纪玻璃窗画的技艺，同时还在巴黎装饰艺术学校上夜校。1891年，他考入美术学院，不久即成为象征派画家莫罗的得意门生。莫罗死后，他曾任陈列莫罗作品的小型博物馆馆长。在绘画上，他起初偏好学院派的风格，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时期从肉体到精神的危机之后，他选择了一种粗犷有力的画风。1903年，他参与创建了秋季沙龙，成为那些当初还赞赏他的院士们所攻击的对象。在对宗教和社会问题的深思中，罗奥确立了他自己的艺术个性。他偏爱凡高、高更和塞尚，这使他在1905年成为野兽派的同路人。

罗奥的画富于激情，充满爱与怜悯，渗透着宗教气息。他热衷于描绘社会的阴暗面，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他对于丑恶与堕落的诅咒。在这一方面，他的画堪与哥雅及杜米埃的作品相比美。他曾常常出入巴黎地方法院，观察那些失去上帝恩宠的人们。在他画上，丑陋的妓女、落网的歹徒、冷酷的法官，成了常见的形象。他画风简洁、有力而粗放。在他的画中，鲜明的色面总是为粗重的线条所框住，令人想起中世纪的玻璃窗彩画。他往往以深色的粗线迅疾地勾画形象，廖廖几笔，便能形神皆备。那粗重的轮廓线、浑厚的色层以及浓重的色彩，使他的画充满强劲的力感与节奏。事实上，他的作品除了情感热烈和手法粗犷之外，与野兽派并无共同之处。在很多人眼里，他更象是一个德国“桥派”画家那样的表现主义者，而不太象他法国的野兽派同道。

《贫民区的基督》是罗奥的一幅油画代表作。在这幅画上，他把基督表现在一片破落的街景中。我们看见，一轮圆月静静地挂在夜空，月光洒在这片穷苦人所居住的地方，肮脏的街道向着远方伸去，背景中呈现出破旧的土屋和烟囱。在这寂静的夜色里，基督正引领着他的堕落的子民缓缓前行。画家并没有在基督的头上画上那圈代表其救世主身份的光环。对他来说，基督不需要用光环来表示。他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那种虚假金光的东西。他以他自己的信仰，用他内心的爱与怜悯，来体会基督的超于凡俗的神性。他把基督当作受苦难的人类最大的希望去表现。在这里，所有的神秘都通过画家的画笔，通过那渗透在画布和颜料里的炽热的情感，而传达给我们。此画表现方式，让人想起凡高和高更的作品，不过它也许更接近中世纪玻璃花窗彩画的风格。然而，那些粗犷的黑色轮廓、强烈浓重的色彩以及厚重有力的笔触，其实还是属于罗奥本人。

2、表现主义绘画

表现主义(Exprisseonism)一词，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威廉·沃林格(Willem Worringer)在其发表于1911年8月号《狂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次采用的；他把这个词，与塞尚、凡高和马蒂斯等人的艺术联系在一起。1912年在狂飚美术馆举行的“青骑士”画展，再次被冠以这个名词。从此，该词便成为德国艺术中诸多偏于情感抒发的倾向的名称。从广义上说，表现主义可用于所有强调以色彩及形式要素进行“自我表现”的画家，但其特指的含义，则是基于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的三大艺术运动，即“桥社”(Die Brucke)、“青骑士派”(Der Blaue Reiter)和“新客观派”(Die Neue Sachlichkeit)。

桥社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1913年解体。其成员有基希纳、黑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布莱尔、佩希斯泰因和诺尔德等。“桥社”一词是由施密特一罗特卢夫从尼采的名著《查拉斯图拉斯如是说》中引用而来。作为一个旨在开辟艺术与生活新途径的艺术社团的名称，其含义是，“联结一切革命和活跃的成分，通向未来。”1905年，桥社发表宣言称：“凡觉得必须表现内心的信念，并是自发而真正诚意的表现者，都是我们中的一员。”1907年，桥社致函诺尔德说：“桥社宗旨之一一一如它的名称所意指的——是容纳现在孕育中的一切革命因素。”对桥社艺术家影响最大的，是挪威画家蒙克那充满强烈悲剧情感的画作。桥社画家对于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其作品强烈地反映了当代生活极端平淡及令人不安与绝望的一面，体现出“北方艺术的焦虑”。“该派画家均具有病态的敏感与不安，被宗教的、性的、政治和精神的烦扰所折磨。”(雷蒙、柯尼亚等合著，徐庆平等译：《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第46页)。虽然桥派画家曾受到法国野兽派画家的影响，然而其作品风格却显然与野兽派画风迥异。野兽派即使是最狂放的作品，也总是保持构图的和谐、色彩的装饰性与抒情性，而桥派画家则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在他们作品中，扭曲的造型与浓烈的色彩，体现了某种朦胧的创造冲动以及对既有绘画秩序的反感。基希纳曾在1913年写道：“我们相信，所有的色彩皆直接或间接地重现纯粹的创造冲动。”因而，桥派绘画往往呈现出一种粗犷及狂风骤雨般的气势，这是较古典的法国气质所没有的。

青骑士社，得名于康定斯基1903年所作的一幅画的标题，1911年从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分离出来。其成员有俄国人康定斯基、雅夫伦斯基、德国人马尔克、麦克、闵特尔以及瑞士人克利等。青骑士社画家总的来说并不关注于对当代生活困境的表现，他们所关注的是表现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世界，以及艺术的形式问题。在宣告该派成立的画展目录上，写着下面这句代表该派宗旨的简单声明：“我们要确认一种固定的形式；目的是在再现的形式的多变中表明艺术家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表现其内在的灵感。”奥古斯特·麦克也这样写道：“艺术的目的不是科学地仿造和检查自然形态中的有机因素，而是通过恰如其分的象征创造一种缩略的形式。”

新客观派出现于1923年。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画派的名称，而是一个展览会的名称。该名称是由德国曼汗艺术馆馆长哈特劳伯(C、F、Hartlaub)提出；他在1923年所策划组织的那个新现实主义画展，便被冠以“新客观派，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的标题。参加展览的这批画家主要有格罗斯、迪克斯和贝克曼等。这是一群不满于现实的艺术家。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青年时代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德国的政治动荡时期，因此，他们不象其表现主义前辈那样只关心形式与精神的问题，而是热衷于用艺术表现他们所处的现实，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阴暗。佩希斯泰因以下一段陈述，清楚表达了新客观派画家的思想：“我们画家和诗人必须在神圣的团结中与穷苦大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许多人懂得饥饿的痛苦和羞辱。我们觉得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中更加安心。我们不想依靠资产阶段收藏家的怪念头……我们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激起最高尚的社会主义美德——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4页)新客观派画家曾受桥社和青骑士社画家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极端地分解和歪曲客观现实，而往往关注于对细节的真实描绘，同时，他们也把抽象的绘画语言，运用于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揭示之中。

《呐喊》，蒙克作，1893年，布面油画，90.8X73.7厘米，奥斯陆国家画廓藏。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堪称二十世纪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出生于挪威洛顿。童年时父母双亡的经历在其心灵深处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使他早年画下了许多以疾病与死亡为主题的作品。他曾在克里斯蒂安尼(今奥斯陆)工艺美术学校学习，1885年第一次旅法，学习印象派的画风，后又受到高更、劳特累克及“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导致了其画风的重大变革。1892年他应邀参加柏林艺术家协会的展览，由于形象怪异，其作品在德国引起激烈反响，画展只开了一周即关闭了。为此，以利伯曼为首的自由派退出艺术家协会，成立了柏林分离派。这一行动使蒙克大受鼓舞，从此在德国定居下来，直到1908年。这16年是蒙克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其艺术臻于成熟的时期。他在忧郁、惊恐的精神控制下，以扭曲的线型图式表现他眼中的悲惨人生。他的绘画，对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成了“桥派”画家的精神领袖。评论家指出：“蒙克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本质，并在表现主义被命名之前就彻底实践了它。”

1890年，他开始着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系列作品“生命组画”。这套组画题材范围广泛，以讴歌“生命、爱情和死亡”为基本主题，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人类“世纪末”的忧虑与恐惧。蒙克1893年所作的油画《呐喊》，是这套组画中最为强烈和最富刺激性的一幅，也是他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在这幅画上，蒙克以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变了形的尖叫的人物形象，把人类极端的孤独和苦闷，以及那种在无垠宇宙面前的恐惧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蒙克自己曾叙述了这幅画的由来：“一天晚上我沿着小路漫步——路的一边是城市，另一边在我的下方是峡湾。我又累又病，停步朝峡湾那一边眺望——太阳正落山——云被染得红红的，象血一样。“我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我仿佛可以听到这一尖叫的声音。我画下了这幅画——画了那些象真的血一样的云。——那些色彩在尖叫——这就是‘生命组画’中的这幅《呐喊》。”

在这幅画上，没有任何具体物象暗示出引发这一尖叫的恐怖。画面中央的形象使人毛骨悚然。他似乎正从我们身边走过，将要转向那伸向远处的栏杆。他捂着耳朵，几乎听不见那两个远去的行人的脚步声，也看不见远方的两只小船和教堂的尖塔；否则，那紧紧缠绕他的整个孤独，或许能稍稍地得以削减。这一完全与现实隔离了的孤独者，似已被他自己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彻底征服。这一形象被高度地夸张了，那变形和扭曲的尖叫的面孔，完全是漫画式的。那圆睁的双眼和凹陷的脸颊，使人想到了与死亡相联系的骷髅。这简直就是一个尖叫的鬼魂。“只能是疯子画的”，蒙克在该画的草图上曾这样写道。

在这幅画上，蒙克所用的色彩与自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关联。虽然蓝色的水、棕色的地、绿色的树以及红色的天，都被夸张得富于表现性，但并没有失去其色彩大致的真实性。全画的色彩是郁闷的：浓重的血红色悬浮在地平线上方，给人以不祥的预感。它与海面阴暗处的紫色相冲突；这一紫色因伸向远处而愈益显得阴沉。同样的紫色，重复出现在孤独者的衣服上。而他的手和头部，则留在了苍白、惨淡的棕灰色中。

画中没有一处不充满动荡感。天空与水流的扭动曲线，与桥的粗壮挺直的斜线形式鲜明对比。整个构图在旋转的动感中，充满粗犷、强烈的节奏。所有形式要素似乎都传达着那一声刺耳尖叫的声音。画家在这里可以说是以视觉的符号来传达听觉的感受，把凄惨的尖叫变成了可见的振动。这种将声波图像化的表现手法，或许可以与凡高的名作《星夜》中力与能量的图像化表现相联系。蒙克在这里，将那由尖叫所产生的极度的内在焦虑，转化为一种令人信服的抽象意象。如此，他将其画面上的情感表现几乎推向了极致。

《生命之舞》，蒙克作，1899—1900年，布面油画，151x228厘米，奥斯陆国家画廊藏。

1890年以后，蒙克全身心地投入其大型的“生命组画”的创作中去。他把这一组画称为“一首关于生命、爱情和死亡的诗歌。”而作于1899—1900年的油画《生命之舞》，可谓这套大型组画中的核心之作。“生命组画”中的一系列作品，以及相关的一批版画作品，可以自由地互相联系起来，而没有明确的叙事次序。可以说，它们都朝着这幅《生命之舞》中央那一对寓意性的拥抱慢舞的恋人形象而汇聚。它们同时也涉及年轻与单纯、衰老与忧愁的主题，另外，除了“跳舞”，还涉及了生与死、贪欲与繁殖，以及忧郁、忌妒的主题。因而，“生命组画”成了一部揭示现代人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的画卷。

在《生命之舞》这幅油画中，画家描绘了一群在河岸边草地上醉然起舞的人们。三位女性形象在画面上占据主要位置。她们分别象征着女性生涯的三个不同阶段。左侧穿白裙的那个是一位处女，红润的面颊泛着微笑，就象她面前那枝盛开着的花儿。其长裙的白色象征着少女的纯洁。而与其呈对比的，是右侧的妇人形象。她双手交叠，面露忧郁神色，显得十分孤独。她的深色长裙，象征着其内心的暗淡与哀伤。这两个女性形象，都面朝画面中央的那对沉醉在舞乐中的男女。他们漫无目的、旁若无人地迈着舞步，那女子卷曲的秀发和长裙，将其男伴缠绕。而男子的黑色衣服，则将女子的红色衣裙衬托得更加夺目，使她看起来显得异常妖娆和充满诱惑。那衣裙的红色，在这里象征了人生短暂的喜悦。背景中，两对放荡的跳舞者，象征着那种更为卑贱的生活。悬挂在空中的一轮圆月(或许是太阳)，在水面映出其长长的、宽宽的倒影，象鬼魂的眼睛。这也是男性的象征。这一母题在蒙克的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显示了其象征的含意。

在这组女性三部曲中，明确的含义通过象征性的意象和色彩而得到强化。主题、形式以及象征内涵，在这里协调统一，预示了女性从少女的天真无邪，到成熟期的春风得意，再到逝去青春后的理想破灭的人生之路。

《1889年基督进入布鲁塞尔》，思索尔作，1888年，布面油画，256.5x 378.5厘米，伦敦，柯隆内尔·L·弗兰克藏。

比利时画家思索尔(Jams Ensor，1860—1949)通常被归人早期表现主义画家之列。他继承了北欧浪漫主义绘画传统，在尼德兰艺术全盛时期的画家博希和布鲁盖尔艺术中，汲取辛辣讽刺的成分。他将那种从象征派及印象派那里学来的方法，与他特有的题材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以怪诞和恐怖为特征的表现主义风格。思索尔出生于比利时奥斯顿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有佛兰德斯血统。除了在布鲁塞尔求学外，他一生从未离开过奥斯顿德。他在绘画上，贯于描绘人间喜剧或人间悲剧，描绘狂欢节场面及带面具者、丑角等。其画中人物神情僵硬而形容枯槁，形象怪诞、慑人。他以辛辣笔调，将人类卑下的本性刻画得入木三分。他那奇异超然的画风，在表现主义绘画中独树一帜。

思索尔最著名的作品，是他1888年所作的《1889年基督降临布鲁塞尔》。画中描绘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庞大的比利时集市和盛大的狂欢节行列。全画场面宏大，构图纷乱，色彩艳丽。在生涩的红绿黄的色彩中，我们看见嘈杂的人群、快乐的面孑L以及在风中飘荡的小旗。中后景上，头顶神光的基督骑着一头瘦驴，正举手向人群致意。在他的面前是一队头戴圆顶高帽的乐手，正吹着喇叭、敲着洋鼓，看上去虽显得虔诚庄重，然而那苍白的面孔、僵硬的姿态及麻木的表情，却恰好暴露了其内心的冷漠。前景的中央，那个肥胖的红鼻子红衣主教，显然是这一狂欢行列的指挥者，他仰天纵情大笑，似乎为自己成功导演了这出狂欢闹剧而洋洋得意。画面上满是离奇荒诞的形象，有的口若血盆，有的形同魔怪。画家以其特有的夸张及辛辣讽刺手法，将其奔放不羁的神奇幻想注入到这一宗教主题。而事实上，他在此所展现的，是一幅活灵活现的人间众生百态图。对于妄想狂的思索尔来说，他所置身的那个社会，是虚假和不真实的，是“恶魔的狂欢节”，而社会的芸芸众生，则全然是一批充满威胁性的可怕的假面。这是一幅既滑稽可笑又宏伟壮丽的作品。画家以柔美抒情的笔调，使灰白的光亮从耀眼的淡黄及朱红色彩的间隙中透出，使全画具有迷人的魅力。画中的色彩虽然不够协调，却别有一番浓度、光辉和雅致，显示出尼德兰民间绘画的特点。由于此画内容怪诞，1888年它曾被激进的“二十人画会”的联展所拒绝，画家本人也因此被该画会开除会籍”。

《最后的晚餐》，诺尔德作，1909年，布面油画，107x86厘米，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藏。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1867—1956)是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的艺术典型地体现出德国表现主义追求“内在冲动”渲泄的艺术倾向。他的画注重情感表现，色彩浓重，造型简洁，人物动态强烈。他以激越的情绪所描绘的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宗教高潮场面，充满了神秘感与象征性，渗透着中世纪式的狂迷之情。

诺尔德出生于德国石勒苏盖格的诺尔德，原名埃米尔·汉森。1904年起他改用故乡的名字，并以此在画上签名。他起先做过素描教师，1898年起专攻油画，并对印象派画风情有独钟。他以印象派的技法作画，画面色彩明快强烈，呈现出某种神奇的光感与张力。1906年，诺尔德应施密特的邀请加入桥社，然而孤僻的性格使其一年多之后便离开该社团，转而沉迷在他那独特的充满宗教幻想的表现主义艺术天地之中。在创作上，诺尔德认为“没有什么固定的艺术标准。艺术家得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自己的本能进行创作。”他的很多作品，都充分体现了那种表现“内在需要”的艺术追求。根据赫伯特·里德的说法，这种所谓的“内在需要”，即“无言的洞察力，不可名状的直觉，基本的情感，以及所有组成‘精神生活’的东西。”(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第133页)在诺尔德的作品中，最令人关注的是那些宗教题材的画作，这些画构图强烈，笔法豪放，渗透着亢奋、狂热的宗教情绪。而最为显著的，是画中的浓重、耀眼的色彩。诺尔德把色彩当着音符，用以表现画面上那些“相和谐又相抵触的音响和和弦”。在他看来，色彩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本身就是“内在需要”的重要的视觉表现因素。他惯以强烈对比的色彩，在画中表现某种奇异的视觉效果，使画面饱含浓重而炽热的感情色彩。

诺尔德作于1909年的《最后的晚餐》，充分反映了他的绘画风格。该画表现的是古老的宗教主题。画面的正中央是基督的形象，周围环绕的是他的门徒。所有形象都紧密地挤塞在这个虚幻的正面空间里。这些形象被画家进行了变形或夸张的处理。一个个仿佛骷髅和面具一般，鬼气森森，令人不寒而粟。在这幅画上，基督头发及人物衣服的红色，有如火炬一般在背景的阴影里闪烁，而人物面部的黄绿色则与其形成对比。红色的躁动及狂热，与黄绿色的压抑和低沉相互衬托，从而强化了画面的骚动不安和不祥之感。那种灾难将至的感觉，在这里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幅画上，画家使色彩的情绪化表现达到了某种极致。诺尔德以神秘的及象征的表现手法，将这幅宗教画表现得富于精神性，使早期基督徒的心醉神迷，在这里得以复活。

画中的原始意味，显示出比利时画家思索尔的某种影响。它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思索尔画上感恩节行列中的人物形象。事实上，诺尔德对原始艺术的兴趣由来已久。而他1911年与恩索尔的谋面，则使这一兴趣进一步得以加强。1913年，他应邀参加考察队前往南太平洋，留在那里作画数月，并且尽心研究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努力追寻自然本源，感受原始的纯朴魔力。1927年，他的大型回顾展在德累斯顿举行，并且出版了纪念文集。

诺尔德是一位多产的画家。除油画外，其木刻作品亦相当出名。不过，其艺术道路并不一帆风顺。与多数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他的绘画被纳粹政权定为“颓废”一类，而备受责难。1937年，他的千余件作品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被禁止作画。1943年，其柏林的画室被毁。直到1946年，他才得以重操画笔，恢复其创作。1952年，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版画大奖。作为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之一，诺尔德对众多后来的艺术家，曾产生重要的影响。

《街道》，基希纳作，1913年，布面油画，120.7x91.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基希纳(kirchner，Ernst Ludwing，1880--1938)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桥社的核心人物。他1880年生于西德的阿沙芬堡，1838年卒于瑞士的达沃斯。他曾在德累斯顿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并曾在墨尼黑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05年，基希纳与几位朋友(赫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等人)一起创立了桥社。在该社的年轻画家中，基希纳称得上是最有才华和最为敏感脆弱的一位。早在年轻时代，他就开始悉心研究德国的晚期哥特式艺术，那种“尖尖的、间断式造型的、强调坦率的直觉和强烈感的德国哥特式”艺术风格，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绘画上，基希纳追求简洁的造型和鲜明的色彩，通过对形和色的凝练处理而达到其画面独特的装饰性平面效果，这与野兽派尤其是马蒂斯的艺术影。向密切相关。但是，基希纳的作品所传达出的意味，却与马蒂斯艺术的悠闲舒适大异其趣。基希纳的艺术被灌注了一种沉重而痛苦的精神性，充满蒙克式的悲观主义情绪。也许是由于他身体多病、性格内向的缘故，其作品常常流露出某种病态的焦虑与压抑，并带有一些神经质倾向。他常常通过某种歪曲形状、色彩和空间的手段，来实现其对于象征性和表现性的追求。他在画上，充分揭示出人物的心理冲突，并将由这种冲突而产生的痛苦，绵延不断地传达给观者。

1911年，桥社成员由德累斯顿迁往柏林。从此，大都市景象便成为他们画中的新主题。基希纳以简洁的造型和强烈的色彩创作了一批表现柏林街景(他称之为“石头海洋”)的作品。他曾经这样写道，“现代的城市之光，大街上的运动——那里有我的刺激，观察运动能激发我的生命脉搏，我的创作源泉。一个运动中的身体显示它的各个局部的外貌，这些外貌又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内在形象。”(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52页。)在基希纳所画的都市街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在形象：时髦女郎、高级妓女以及花花公子等。那些带角的几何化造型，显然是从立体派那里汲取过来，不过基希纳真正关注的倒并不是毕加索或布拉克的那种体积塑造法，而是某种精神性的表达。事实上，画家所要表现的是人及其强盛生命力的即刻存在，因而其画中的人物有着某种更深层的含意。通过这些表现街景的作品，基希纳将其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将都市所特有的那种冷漠、拥挤以及快节奏的感觉，真实而充分地层示出来。在那浮华喧嚣的热闹场景中，无时无刻不渗透出孤独、隔阂和焦虑之感。而这些表现主义作品上所充斥着的极度紧张的线条与笔触的形式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基希纳自身那濒于崩溃的精神世界。

基希纳1903年所作油画《街道》，充分显示出他的画风特点。画中描绘了一群漫步在街头的男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时髦女郎，其顾盼生姿的身形，颇有几分自鸣得意的味道。右边向橱窗观望的男士，则衣冠楚楚，很具有绅士风度。背景之上挤满熙熙攘攘的行人，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大都市的那种特别的拥挤和繁华的气息。画家在勾画出人物瞬间姿态的同时，也给画面抹上了一层空寂、缥缈的感觉。画中的人物形象，那些妖媚的女人和踌躇的男人，实际上都被高度概括化了，不过是一些戴面具的躯壳罢了。他们仿佛幽灵一般，身不由已，飘忽不定，似在梦的世界里游荡。基希纳自己曾说：“也许作品不一定符合大自然中的形象，但更清晰地传递了我所看到的一切。”在这幅画上，画家以大刀阔斧的简洁线条和略带颤抖的笔触，勾画人物的形体。他把立体派的构成与野兽派的色彩有效地结合，并且渗入了某种哥特式的变形，从而使画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由于体弱多病，基希纳自1917年起定居瑞士的达沃斯。其间他画了不少风景画，追求宏伟、静穆与不朽的精神。后来，其艺术被纳粹归为“颓废”，他被取消了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院士资格。1937年，其639件作品被移出德国的各博物馆，且被没收。由于不堪这种迫害与折磨，他于1938年在瑞土自杀。

《第一幅水彩抽象画》，康定斯基作，1910年，水彩、墨水、铅笔、纸版，49.6x64.8厘米，妮娜·康定斯基藏。

康定斯基1910年所作的这幅抽象的水彩画作品，通常被视为抽象绘画诞生的标志。

其实，康定斯基对于抽象绘画的思考，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早在1895年莫斯科举办的那次印象派画展上，他的脑子里便已经萌生了有关抽象绘画的念头。当时，法国画家莫奈所作的一幅题为《干草堆》的油画，使前来观展的康定斯基极为震惊。他曾在其《自传》中叙述了他当时的反应：“我突然第一次看到一幅绘画，它的标题写着《干草堆》，然而我却无法辨认出那是干草堆……我感到这幅画所描绘的客观物象是不存在的。但是我怀着谅讶和复杂的心情注意到：这幅画不但紧紧地抓住了你，而且给你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色彩经过调合而产生的不可预料的力量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绘画竟然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和光辉。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怀疑客观对象是否应该成为绘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说，这次的经历与感受，使康定斯基对“客观对象是否应该成为绘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问题，产生了最早的疑问，那么，他在1908年某日无意中被他自己的一幅作品所打动的经历，则使他最终坚定地站到了彻底否定绘画的再现性因素的立场之上。他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天，暮色降临，我画完一幅写生后，带着画箱回到家里，突然我看见房间里有一幅难以描述的美丽图画，这幅画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光芒。起初我有些迟疑，随后我疾速地朝这幅神秘的画走去。除了色彩和形式以外，别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而它的内容则是无法理解的。但我还是立刻明白过来了，这是一幅我自己的画，它歪斜地靠在墙边上。第二天我试图在日光下重新获得昨天的那种效果，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辨认画中的内容，而那种朦胧的美妙之感却已不复存在了。我豁然地明白了：是客观物象损毁了我的画。”

康定斯基这里所说的“是客观物象损毁了我的画”，意思是说，画中具体的物象，将观者的目光引向辨认现实事物的歧途，干扰了对“内在精神”的呼唤与感悟，也干扰了对绘画本身的观照，从而使绘画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于是，抽象主义的艺术观念在康定斯基那里最终彻底地形成。他指出，对于绘画来说，抽象的形式是最具表现性的形式，“形式愈抽象，它的感染力就愈清晰和愈直接”。因而，他开始在画中寻求非具象的表现。他先是用水彩和钢笔素描作尝试，把内心涌现的意象表现在画中。这幅作于1910年的水彩画，便是他在这种实验过程中画出的。在现代艺术史上，这件作品被视为最早的一幅抽象绘画作品。这幅水彩画，以稀薄的乳黄色涂底，轻灵的笔触勾画出不规则的色彩与形态，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世界。

《蓝马》，马尔克作，1911年，布上油画，103.5x180厘米，沃克尔艺术中心藏。

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弗朗兹·马尔克(FranzMare，1880—1916)是青骑士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墨尼黑的画家之子，1900年进入墨尼黑美术学院求学，开始了其艺术生涯。和许多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其艺术受到印象派和凡高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影响来自麦克、康定斯基和德劳内。1909年，马尔克与麦克相识并结为好友，麦克画面上生动绚丽的色彩使马尔克深受启发。1910—1911年，马尔克与康定斯基共同编辑《青骑士年鉴》，筹划并参加青骑士艺术展，成为青骑士社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画风逐渐由早期的落寂忧郁而变得生气勃勃、富有表现力。象康定斯基那样，他努力寻求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和谐，并借动物这一题材表达他对事物精神实质的理解。此后，在德劳内奥费主义及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下，其艺术的抽象倾向日益明显起来，色彩斑斓的形状和色块在画面上相互挤压碰撞，传达出某种原始和神秘的意味。遗憾的是，他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探索尚未充分展开，便于1916年3月4日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

马尔克认为艺术不应该停留在对事物外貌的摹写上，而应该深入内部，努力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内部的客观精神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艺术应当表现“人们眼睛所见到的背后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马尔克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品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他认为：“那属于动物生命的纯洁的感觉激起了存在于我的那些善良的东西。”马、鹿、虎、狍子……这些动物代表了大自然的生命和活力，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得世界更为平和融洽。1911年，马尔克的重要作品《蓝马》问世。在这件作品中，他以鲜艳明确的色彩和起伏有致的曲线营造出一个宁静感人的动物世界。我们看到，以大片蓝色构成的三匹马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它们低着头，闭着眼，从温暖绚丽的背景中突起，安祥而温和地吸引着观众的视线。马的轮廊线是曲折委婉的，它们与弧形的山丘、飘移的云彩及植物的枝枝叶叶融为一体，创造出某种引人人胜的形体节奏。画面的色彩明丽灿烂，大面积的蓝色在红、黄、绿的簇拥下显得高贵沉静而又生气勃勃。在这里，“形”固然还客观存在着，但又在大胆恣意的颜色和平面性的涂绘中被弱化了，熟悉的形象悄悄隐去身形，湮没在色彩组构的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马尔克的色彩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蓝色传达了男性的气概，坚强而充满活力；黄色意味着女性的气质，宁静温和性感；绿色表示这二者间的协调一致；而红色则是沉重和暴力的象征。这四种颜色在《蓝马》中有机地分布着，折射出他对世界精神实质的某种感悟和理解。

曾有人这样说，马尔克“带着牛羊和几本好书生活在高山牧场上。”他籍各种动物，尤其是马和鹿创造出许多生动明快、不受约束的动人画面。在《蓝马》中，动物被自然同化，与自然相融，成为相依相伴的整体。而《马厩》(1913—14)中，动物则被肢解成五光十色的块面，发射出眩目的灿烂光辉。这种半透明的结晶体显示出马尔克对抽象的探索。他的晚期作品，如《战争的形式》(1914)，则完全展示了形与形、色与色之间的相互抗衡，及由这种抗衡而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张力。这时他几乎已走向了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马尔克的艺术观，一如他在青骑士年鉴第二版前言中所宣称的：“我们深切爱好这样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艺术表现自生自长，不依赖于习俗的扶持。当我们在因袭的表壳之中看到一条裂缝，我们就予以注意，因为我们希望底下的一股力量，有一天会显露出来。”

《动物园》，麦克作，1912年，油画，129.9x230.5厘米，德国多特蒙特奥斯特瓦尔德博物馆藏。

虽然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eke， 1887—1914)与康定斯基、马尔克交往密切，人们也习惯于将他看作青骑士社的组织者之一，但事实上，麦克的艺术与他们的艺术绝不是一回事。麦克并不追求“精神世界”的表现，也未在抽象化道路上走远。他的艺术总体上看来是自然而具象的。在麦克画中，赏物的少妇、散步的绅士、天真可爱的儿童、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保持了具象沉静的、一眼可辨的形。这些形与明亮丰富的颜色在画上共同组构出和谐、欢乐的韵律。麦克在色彩上的造诣曾对马尔克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重视画面色彩的力量，所使用的颜色色域宽广，既纯又亮，闪耀着诱人的光彩。这可能与其早期师从于德国印象主义画家柯林思时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立体派启发他的形变得简洁概括，野兽派帮助他更好地表现生活，再加上印象派的色彩基础，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画面布置得亮丽、高雅且富有音乐性。

三联画《动物园》是麦克作于1912年的一件代表作品。画面前景描绘了一些动物及专注地观看动物的妇女和儿童，背景则安排了几位绅士正在园里漫步或参观。人、动物、树木、房屋经过了某些抽象化处理，但总体上仍保持了自然主义的风格。颜色以明亮的白、黄为主，间以深色和纯度很高的红、蓝色，看上去丰富绚丽，如同水彩画一般呈现出半透明的光泽。温暖明朗的色调传达了悠闲、欢乐的情绪，人、动物、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遗憾的是，麦克的艺术才华尚未充分发挥，便于1914年在一战中阵亡，年仅27岁。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出生于瑞士，但其一生主要是在德国度过的。作为音乐教室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不过最终他走上的却是美术这条道路。曾经拉小提琴的双手创造出了极具个性、充满幻想的艺术世界，这成就使他无可非议地跻身于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之列。

克利早年曾在尼尔艺校求学，并曾师从于墨尼黑艺术学院的斯塔克。1911年，他与康定斯基、马尔克、麦克等人相识，并参加青骑土社的有关活动。1914年前后，他与麦克结伴去了突尼斯和非洲，这一旅行使其艺术发生了某种重要变化，渐渐地，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角。应该说，克利所接触到的艺术影响源是相当复杂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雷东、思索尔、德劳内、毕加索、卢梭……。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影响面前，他保持了冷静。审慎的思考和细致的探究对其独树一帜的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克利认为，在艺术中“直觉是决不可能被替代的。”他对凭直觉自主描绘的儿童艺术很感兴趣。儿童特有的符号创造能力、形状变化能力，尤其是无拘无束、天真率直的特性令他颇有启发。有时他也试着象孩子画画那样，由着笔在画布上信马由缰地自由涂绘，获得某种直觉形象，再对之加以有意识的改进，从而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作品看似天真稚拙，实际上却是深刻而独特的。形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重要方面。他用点、线、面组构出各种象征性符号般的形状，这些形状在画面上自由自在地延伸变化，又出乎意料地碰撞在一起，激荡出某种不可思议的震颤力。有些形象非常可爱，游弋的鱼、怪物的面孔、红色的气球……仿佛出自孩童之手。有些形象则与显微镜下的浮游生物、微生物等有着高相关，它们排列、组合、变化、重复，展示着艺术家的奇思妙想。颜色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另一个方面，它们与形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

有时，暗底衬托出鲜明响亮的红黄色；有时则是颜色样片般的渐变与叠加；有时，色块与色线进行着小范围内的分割与争斗；有时，在棋盘似的网格中，在最亮和最暗的两极间，色彩和色度被非常娴熟地推进和后退……克利那些令人心动的画面常常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音乐，确实，深厚的音乐素养令他很自然地把某些音乐的形式借用到了绘画中。节奏、韵律、渐变、重复、展开，这些与音乐相符的性质在其画中反复出现，带给观者难以言喻的美感和极具丰富的形式。克利认为，艺术应该关注“已经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世界的那种力量”，认为“以前我们惯于表现地球上看得见的东西，不是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揭示可见的东西后面的实在，这样来表示一个信念：可见的世界只是宇宙中一个孤立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潜在的实在……。”(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69页。)这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克利的艺术探索，也让我们能对他那隐含在稚拙下的深刻和精辟有所了解和领悟。威尔奈·哈弗特芒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一个有新感受的原始人。”

3、 立体主义绘画

1908年，在巴黎秋季沙龙的展览上，当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那些风格新奇独特的作品时，不由得惊叹道：“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呀!”同年，评论家沃塞尔在《吉尔·布拉斯》杂志上，借马蒂斯的这一说法，对布拉克展于卡思维勒画廊的作品评论说：“布拉克将一切都缩减在立方体之中”。他首先采用了“立体主义”这个字眼。后来，作为对毕加索和布拉克所创的画风及画派的指称，“立体主义”(Cubism)的名字便约定俗成了。

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外，立体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运动和画派。其艺术追求与塞尚的艺术观有着直接的关联。立体派画家自己便曾声称：“谁理解塞尚谁就理解立体主义”(哈德史·奥斯本《20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四川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87页)。立体派画家受到塞尚“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的思想启示，试图在画中创造结构美。他们努力地消减其作品的描述性和表现性的成分，力求组织起一种几何化倾向的画面结构。虽然其作品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具象性，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的目标却与客观再现大相径庭。他们从塞尚那里发展出一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绘画语言，将物体多个角度的不同视象，结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之上。例如在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一画上，正面的脸上却画着侧面的鼻子，而侧面的脸上倒画着正面的眼睛。一般说来，《亚维农的少女》是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而立体主义运动则通常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12年之前的所谓分析立体主义。画家们继承塞尚对绘画结构进行理性分析的传统，试图通过对空间与物象的分解与重构，组建一种绘画性的空间及形体结构。1912年以后，立体主义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通常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此时在画中色彩起了有力的作用，但形体仍然支离破碎，只是更大和更富于装饰性。画家们新创出一种以实物来拼贴画面图形的艺术手法和语言，进一步加强了画面的肌理变化，并向人们提出了自然与绘画何者是现实，何者是幻觉的问题。立体主义虽然是绘画上的风格，但对20世纪的雕塑和建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维农的少女》，毕加索作，1907年，油画，244×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非凡的创造性。毕加索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后来长期定居法国。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教师。他自幼喜爱艺术，15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后来转入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他于1900年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穷人的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充满悲剧性。瘦削的形象和冷灰的蓝色调，使他的画上充满孤独和绝望、灾难与不幸的感觉。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其创作的“蓝色时期”(1900—1904年)。1904—1906年是毕加索创作生涯的“粉红色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描绘马戏团人物为主，形象虽然忧郁，却并不孤寂。1906年毕加索受到非洲原始雕刻和塞尚绘画影响，而转向一种新画风的探索。于是，他画出了那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卡思维勒像》，毕加索作，1910年，油画，100×61.5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中心藏。

毕加索1909—1911年“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这一时期他笔下的物象，无论是静物、风景还是人物，都被彻底分解了，使观者对其不甚了了。虽然每幅画都有标题，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与标题有关的物象。那些被分解了的形体与背景相互交融，使整个画面布满以各种垂直、倾斜及水平的线所交织而成的形态各异的块面。在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形象只是慢慢地浮现，可即刻间便又消解在纷繁的块面中。色彩的作用在这里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画上似乎仅有一些单调的黑、白、灰及棕色。实际上，画家所要表现的只是线与线、形与形所组成的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发射出的张力。

这幅《卡思维勒像》，清楚显示了毕加索是怎样将这种分析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用于某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令人费解的是，恰是在这种分解形象和舍弃色彩的极端抽象变形的描绘中，毕加索始终不肯放弃对于模特儿的参照。为了画这幅画，他让他的这位老朋友卡思维勒先生耐着性子摆好姿势，在他的面前端坐了有二十次。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卡恩维勒先生形象的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研究毕加索的最著名的专家罗兰·彭罗斯，在看了这幅画后，曾作过这样的评述：“每分出一个面来，就导致邻近部分又分出一个平面，这样不断向后移动，不断产生直接感受，这使人想起水面上的层层涟漪。视线在这些涟漪中游动，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捕捉到一些标志，例如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些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一条表链以及一双交叉的手。但是，当视线从这一点转向那一点时，它会不断地感到在一些表面上游来游去的乐趣，因为这些表面正以其貌相似而令人信服……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产生想象；这种画面尽管模棱两可，却似乎是真的存在，而在这种新现实的匀称和谐生命的推动下，它会满心欢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毕加索作，1912年，炭笔色粉画，56.4x 75厘米，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人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作于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画中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遣责和抗议。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埃斯塔克的房子》，布拉克作，1908年，布面油画，73×59.5厘米，波恩艺术博物馆藏。

在立体主义画家中，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比毕加索小。他与毕加索同为立体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并且，“立体主义”这一名称还是由他的作品而来。另外，立体主义运动中有多项创新也皆是由他作出，例如，将字母及数字引入绘画、采用拼贴的手段，等等。布拉克的作品多数为静物画和风景画，画风简洁单纯，严谨而统一。“他比所有其他的立体派画家更多地带来不可缩减的具体和一针见血的分析，带来少有的和谐色彩和他的任何同伴都无能为力的典雅流畅的线条”。(雷蒙·柯尼亚等合著《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40页)。

布拉克出生于塞纳河畔阿尔让特伊的一个漆工家庭，其父亲和祖父都是业余画家，这使他自幼便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1893年，布拉克全家移居勒阿弗尔，不久他便在当地一所美术学校学习。1902年，他进入巴黎美术学校，受到博纳的指导，后又转入安贝尔学院。他于1904年创办了自己的画室。1905年在参观了秋季沙龙之后，他对野兽派绘画产生浓厚兴趣，遂在以后两年中参加了野兽派绘画运动。不过，他的作品却以其“安祥如歌一样”的基调，与那种色彩强烈、笔法奔放而令人兴奋的地道的野兽派作品风格迥异。“他的性情极为平稳，因而不滥用野兽派画家陶醉其中的自由。”(雷蒙·柯尼亚等合著(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39页)。1907年，他与毕加索相识，深为其作品《亚维农的少女》所倾倒，两人遂成为至交，共同筹划起立体主义运动。

1908年，布拉克来到埃斯塔克。那儿是塞尚晚期曾画出许多风景画的地方。在那里，布拉克开始通过风景画来探索自然外貌背后的几何形式。其《埃斯塔克的房子》，便是当时的一件典型作品。在这幅画中，房子和树木皆被简化为几何形。这种表现手法显然来源于塞尚。塞尚把大自然的各种形体归纳为圆柱体、锥体和球体，布拉克则更加进一步地追求这种对自然物象的几何化表现。他以独特的方法压缩画面的空间深度，使画中的房子看起来好似压偏了的纸盒，而介于平面与立体的效果之间。景物在画中的排列并非前后叠加，而是自上而下地推展，这样，使一些物象一直达到画面的顶端。画中的所有景物，无论是最深远的还是最前景的，都以同样的清晰度展现于画面。由于布拉克作此画的那个阶段，画风明显流露出塞尚的影响，因而，这一阶段又被称作“塞尚式立体主义时期”。

《单簧管》，布拉克作，1913年，布面油画、拼贴，95.3×120.3厘米，纽约，私人收藏。

1910年，布拉克曾在一幅题为《小提琴及水罐》的静物画上端，以逼真画法画了一颗钉子，从而使这幅画看上去象似挂在这钉子上一般。当时报界曾对此大肆攻击。然而这一创举却受到立体派画家的效仿。此后，布拉克又将字母及数字作为母题引入画面，还在画中画出足以乱真的假木头和假大理石。再到后来，他索性更进一步，直接把真实的东西(通常是纸片、木片等)拼贴到画面上去。这样，便诞生了拼贴这一综合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

布拉克的拼贴画创作，是从1912年开始的。他试图通过一系列拼贴而成的抽象图形，来强化画面的构成效果。他的制作过程越来越简洁、大胆，作品的效果也愈加直接、明了。他从抽象起步，再慢慢地转向具象，在交迭的抽象图形中寻找他的主题。他的拼贴，除了采用纸片外，很少采用其他材料。这种往往被人们视为不具有艺术品质的材料，却给布拉克的“建筑性绘画”创作，带来极大的便捷。

布拉克作于1913年的《单簧管》，是他的拼贴代表作。他以木纹纸、报纸及有色纸，在画面的中央拼贴出一组简洁的形状，并以铅笔在这组形状的周围勾画出线条和阴影。在这里，客观的物象与主观创造的成分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一种虽使人意外却又令人信服的造型价值和亲切感。在这个朴素而严谨的画面结构中，每一视觉要素，无论是不同的纸片还是轻淡勾画的线条，都成为一种符号。那些线条使剪贴的图形获得某种依托和含义，甚至还能让人从中感悟到某种精神内涵。通过拼贴，艺术家将一些似已被人忘却的表现因素，尤其是对材料及色彩的审美感受，向观者昭示。这显然与分析立体主义的风格大异其趣。

这件作品，也显示了布拉克那惊人的控制和处理画面空间的本领。如果说，其分析立体主义作品中的空间处理，所显示的是动感与生机，那么在如今这种所谓综合立体主义的探索中，其画面的组合则呈现了一种奇特而稳定的静态趋势。画中所有的图形，均朝画面的中心汇聚。画家以一根虽然轻淡却十分肯定的线条，环抱那组以纸片拼贴而成的图形，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向心力，这一向心力有效地阻挡了所有可能超越其限制的运动，使任何似将越出其力场的细节，都返转回来。

《三个女子》，莱热作，1921年，布面油画，183.5×251.5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虽然，在立体主义运动中，莱热并不是完全置身其中的人物，但他无疑是该流派的一个核心者，他的那些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形象上都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绘画作品，造型清晰，色彩鲜明，在立体派绘画中别具一格。

莱热(Fernand Leger，1885-1955)出生于阿尔让当，少年时曾做过建筑学徒。他1900年去巴黎，当过建筑绘图员，曾在一家照相馆修描照片。1903年，他进入装饰艺术学院，开始了其学画的生涯。他起初曾学印象派和野兽派画风，1907年，在巴黎看了塞尚作品回顾展后，受到极大震动和启发，随着次年立体主义的兴起，其画风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发现了塞尚的重要意义，他比这个时期任何其他画家都似乎更为拘泥于把塞尚的以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反映自然的著名论点牢记在心。”(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46页)。受塞尚影响，他大大地简化其画中的形体，把物象都表现为桶状或管状物的组合，使之看起来有如拼装而成的机械。即使画人物，他也是画得象机器一样僵直、坚硬。他对客观物象的简化，比起塞尚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莱热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工兵。这段经历，影响到他后来的艺术风格。他曾回忆说：“我突然被抛人一个令人目眩的、新奇的现实之中。……我在机械兵团的新同伴是矿工、挖路工，铁工厂和木工厂的工人，我在他们中间发现了法兰西人民。同时，我被—·个在阳光下竖着的、没有掩蔽的、75毫米口径的大炮弄得眼花撩乱：那个照耀在银白色金属上的光的魔力。这足够使我忘却1912—13年的抽象艺术。”(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47页)。莱热没有像立体派别的画家那样朝抽象的路子上走，而是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他热情地表现那些联系着现代文明的机械的面貌，表现那些普通的劳动者。难怪会有人说：“如果不是在莱热的作品中，又到哪儿去寻找工人和农民，到哪儿寻找耶有节奏的机器歌唱，工厂那毛糙的博爱和置身乡间的平凡愉快呢?”

莱热的巨幅油画《三个女子》，充分反映了他的艺术追求。这幅画以纪念碑式的尺寸表现了三个现代女工的形象。她们看上去神情漠然，毫无个性，正一动不动地凝视观者。画家将她们表现得仿佛是用铁管、螺钉和铆钉拼合而成，在严整、挺直的矩形背景衬托下，显得僵硬、呆板，有如机器人一般。在这里，莱热似乎对运动不感兴趣，而一心追求某种静止的画面效果。画中所有的形象都是不动的，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这三个女工的形象在造型上让人不免想起西方传统绘画中的一些女神形象。也许，莱热是想借传统的母题，来象征现代：工业社会的女神。

《吉他与乐谱》，格里斯作，1926年，布面油画，65.1× 81厘米，纽约，丹尼尔·塞登堡夫妇藏。

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的立体主义绘画，以其清晰、简炼、纯正的风貌而引人注目。他是“纸拼贴”绘画最有创造性的实践者之一。他善于利用纯绘画要素加以综合而创造实体的物象。他还擅长绘画理沦，把立体主义的创见系统化，使其能被理解，从而对于立体主义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

格里斯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原名何塞·维多利亚诺·冈萨雷斯，1904起采用“胡安·格里斯”的笔名。他起初曾进人马德里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曾受到“新艺术”及“青年风格”的影响。1906年，他由西班牙迁居巴黎，住在蒙马特的——所名为“洗衣船”艺术家公寓里，当时毕加索也住在那儿。格里斯很快便接触到正在发展中的立体派，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在立体派的“综合立体主义”时期，格里斯的创作和言论显得较为突出。他主张把“面对自然来构图”与画面非客观的空间结构相结合。他的作画方式是，先经营画面的结构，再将题材与客观物象依附在这一结构上。他将这种“从演绎到综合”的方法，与塞尚的作画方法所作的比较，在现代派绘画史上颇有名气，以致常常被专家们引用：

“塞尚把一个瓶子变成了一个圆柱体……我则制造一个瓶子，一个出自圆柱体的特殊瓶子。塞尚为达成建筑而工作，我则从它那里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使用抽象因素构图，而当这些抽象色块变成物体的形式时，我再作调整。”(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编《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格里斯1926年所作油画《吉他与乐谱》，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立体主义空间与文艺复兴的空间(即写实空间，笔者注)完满的结合”。在这个画面上，所有物象都被高度地简化，吉他、乐谱、桌子、台布及窗户等，在画中均显示为几何形的大色块。…—方面，它们作为基本的色块，按照某种数学关系在画面上组成完整而严密的伞间结构，另一方面，则又显现为一个由客观物象所构成的现实空间。在色彩上，画家采用不同明度与纯度的红色、赭色和棕色作为深色块，将乐谱、吉它及窗户衬托得明亮而夺目。在这个和谐统一而富于节奏的色彩构成中，格里斯通过几何化的图形，创造了一个既具有三维空间幻觉，又充满平面感的绝妙画面。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出格里斯的晚年创作对于往昔的庞贝壁画、枫丹白露画派以及古典画风的崇尚与追寻。

《牛顿圆盘》，库普卡作，1912年，油画，100X73.7厘米，费城美术馆藏。

在俄耳甫斯主义画家中，捷克画家库普卡(Frank Kupka，1871—1951)是一位重要代表。他早先曾在布拉格美术学校学习，后来进入维也纳学院，并在维也纳参加了第一次“艺术家协会”的展出。1895年他来到巴黎，从此定居下来。库普卡的早期作品曾受点彩派及野兽派画风影响，造型简炼，用笔概括，色彩鲜明。1912年，由于追求“纯绘画”，他的画转向纯色彩抽象的风格。他全身心地投入抽象绘画的实验，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现代艺术史上，他是抽象绘画最早和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库普卡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对通灵论十分着迷。他早年曾经常光顾通灵论兄弟会的聚会，并且在一些使用通灵术的场合当过通灵者。而他一生的作品也与他的通灵论思想具有密切联系。无论是其早期写实的作品还是后来抽象的作品，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某种内在的神秘感和精神性因素。另外，库普卡还对音乐情有独钟，有着异常敏锐的音乐感受力。他喜欢把绘画与音乐相提并论，认为绘画的形和色，与音乐的要素一样，可以在人的心灵深处唤起强烈情感，他要用画笔和颜料来“作曲”和“奏乐”，试图在画中描绘时间和运动这些音乐的构成要素。他曾这样写道：“我认为没有必要去画一棵树，因为人们可以用他们的方式看到比展览会上更好的自然生长的树。我画画，但只画思想，只进行某种合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画和弦。”(阿尔森·波布尼著《抽象绘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正是他的通灵论思想和音乐的修养，导致了他对于绘画的纯粹性的追求，而最终选择了纯抽象的表现图式。

库普卡热衷于表现空间中旋转物的运动，这使他最终找到了他那圆转色面的母题及图式。其代表作《牛顿圆盘》清楚显示了这种母题与图式。画中的一个个圆盘，其实与某种神秘信仰及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有一些诗人(如阿波利奈尔、桑德拉斯、巴尔祖恩等)，曾将物质分子结构和太阳系作类比，而使用光的圆状散射作为心灵扩张而广含万物力量的一种比喻；哲学家柏格森也曾经用这样的图像说明意识的进化过程。对于库普卡来说，这种圆转的图形是其内在深层体验与情感的传达，是某种生命力量的显示。在这幅画上，我们感到所有个别的对象都已经被画家清除干净。画面唤起我们对于某一种普遍意义的联想，画中的一切都是抽象的。库普卡说：“作为本身就是抽象现实的艺术作品，要求自己由发明出来的成分组成。”此画中的圆盘，便是这种与客观物象毫无瓜葛的“发明出来的成分”。这些圆形的鲜艳色块，相互组合与重迭，在画面形成令人目眩的光色效果。从这幅画，也可看出德劳内绘画的影响。

4、未来主义绘画

未来主义(Futurism)首先是一场文学运动，它最初由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8—1944)一手炮制。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日报》上，马里内蒂以浮夸煽情的文辞推出了“未来主义宣言”，号召扫荡一切传统艺术、创建能与机器时代的生活节奏相合拍的全新艺术形式。未来主义自此诞生，并迅速由文学界蔓延渗透至美术、音乐、戏剧、电影、摄影等各个领域。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宣言、声明的强力扶持下，它一度声势喧赫、影响深广。

未来主义热情讴歌的是现代机器、科技甚至战争和暴力。他们迷恋运动和速度，要求“摧毁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割断历史以白手起家，创造全新的艺术。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由于一种新的美感变得更加光辉壮丽了，这种美是速度的美。……如机关枪一样风驰电掣的汽车，比带翅膀的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更美。”(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如何把这种文字描述的画面展示在画布上，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视觉形式——绘画呢?这是聚集在马里内蒂周围的那些画家们所努力探寻的。未来主义画派的中坚力量是五位意大利人：波丘尼、卡拉、巴拉、塞韦里尼、鲁索罗。1910年2月11日，《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发表，并于3月3日在都灵的一家剧院公开宣布。4月11日，《未来主义绘画技法宣言》再度出炉。这五位画家都在宣言上签了名，展示他们跃跃欲试的抱负。1912年2月，在巴黎颇有名气的伯恩海姆——让画廊举办了首次未来主义画展，这意味着未来主义画派正式确立。随后，在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维也纳、芝加哥、阿姆斯特丹、海牙、墨尼黑等地相继举办了多次未来派画展。如此，未来派逐渐走出国门而成为世界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主义绘画致力表现的是“现代生活的漩涡——一种钢铁的、狂热的、骄傲的、疾驰的生活。”(1910年，未来主义绘画宣言)画家们努力在画布上阐释运动、速度和变化过程。空间不再存在，物体从不静止，它们永不停歇地运动并相互穿插，一如那些画家们所描述的，“我们的身体穿透我们所坐的沙发，沙发也穿透我们的身体。”在把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中，未来主义深受新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影响。它借鉴了新印象派的点彩技术，其色彩大多比较强烈，如被棱镜分解过一般呈现出某种特别的闪烁波动。它也借鉴了许多立体主义的形式语言，并与立体主义一样，致力于传达现代工业社会的审美观念。然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立体主义是一种静止的几何构成，它通过分解重构展示机械的静态美，而未来主义追求运动和变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五光十色的场景诉说了艺术家对工业文明的狂热和激情。1914年爆发的战争意味着未来主义画派的解体。随着画派的重要人物波丘尼于1916年意外死亡，这个集团便再无可能重新组织起来。但其影响并未随之而逝。

未来主义理论其实非常庞杂，它扎根于伯格森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扎根于无政府主义气氛中，并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流行的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政治上，它遗憾地被法西斯势力所用，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附庸。从绘画上看，未来主义没有统一的风貌，也没有太多的创造，甚至从时间上看也仅仅是昙花一现，但这一切并不能抹煞它的重要意义。如里德所说，就整个而言，“它对现代运动的贡献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性作用的。……它们的真正的重要意义却在于：它们促进了大家对我们时代的典型事物的一种新的感受，如对机械的感受；促进了大家对现代人最切身的事物的感受，如对速度的感受。”(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60页。)他们的一些艺术主张，如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提倡“一切创造的形式”，反对既定规范及“和谐”、“高雅”等传统鉴赏标准，尽管语辞过激，但不失为重要的现代意识。事实上，“正是这些观点的力量，而不是这些观点实现的程度，才使得未来派名扬整个欧洲，才使得它甚至在马里内蒂自己的才能名誉丧失殆尽以后还能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

《被拴住的狗的动态》，巴拉作，1912年，布上油画，88.9x115.6厘米，纽约现代艺术馆藏。

贾科莫·巴拉(Ciacomo Balla，1871—1958)是意大利油画家、雕刻家和工艺设计师，未来画派的重要人物。他生于都灵，曾求学于都灵阿尔贝蒂诺学院。在其艺术生涯中，1900年的巴黎之行是重要一页。在那儿，他被新印象主义所感动，对光和色产生极大兴趣。回到罗马以后，他成为意大利新印象主义的领导式人物，收波丘尼和塞韦里尼为弟子，向他们传授点彩技法。后在学生的影响下，他走进了未来主义的圈子，一变自己的学院式画风而全力进行新的绘画实验，成为未来画派的重要力量。

巴拉倡导绘画的同时并置原则，即描绘运动物体的多个侧面，以求在绘画这种静止的形式中表达运动和速度，使视觉的各个不同方面成为“相互贯通——同时混合的过程”。这样，运动物体在空间行进过程中所留下的多个渐进轨迹被全部容纳在一个单独形体上，仿佛是一张底片多次拍摄的结果，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同时并置景象。与其他年轻的未来派画家相比，巴拉的艺术较为平和抒情，没有太多的喧嚣嘈杂之感。他更多地关心画面的节奏和光色的抽象化处理，努力把感受、运动及内心状态融为一体。

《被拴住的狗的运态》是巴拉最有名也最有趣的一件作品，它描绘了时髦的着裙妇女牵着她的宠物小猎狗在街头行进的情景。为表达运动，艺术家把狗的腿变成了一连串腿的组合，几乎形成半圆，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运动中的车轮。妇女的脚、裙摆及牵狗的链子也同样成为一连串的组合，留下了它们在空间行进时的连续性记忆。众多不同时间的瞬间形象被同时凝结在同一个画面上，象慢放电影，又象同一底片的连续性拍摄，这种多物体多侧面的同时并置使观众强烈地感受到艺术家为解决运动问题所作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的结果看起来幽默而朴实。里德曾在他的《现代绘画简史》中评价说，未来派画家对运动问题的解决方法带有几分稚气，“他们说，一匹奔驰的马不是有四条腿，而是有二十条腿，它们的运动是三角形的。于是他们画马、画狗、画人，都画成多肢体的东西，处在连续的或放射状的安排之中。”

《快速飞翔》，巴拉作，1913年，纸上水彩，58.4x83.8厘米，纽约，私人收藏。

在表达运动感和力量感的探索过程中，巴拉很快就放弃了《被拴住的狗的动态》中所采用的那种朴实的写实方法，而改用了接近于抽象主义的手法。他以形和色为基础，用带有抽象意味的符号组构画面。作于1913年的《快速飞翔》正是这样的一件作品。在这幅画中，竖线把背景分割为大大小小并不规整的矩形，鸟羽则以其整齐排列创造出锯齿状斜线。在它们的衬托下，前景中飞鸟掠过所留下的横越画面的弧线看起来更加生气勃勃，富有动感。竖线、斜线和各种曲线相互抗衡又相互依赖，鲜艳明快的红、黄、白色与沉着稳定的灰褐色相互衬托又相互对比，使作品获得了某种特别的力量感。在这里，巴拉以线、色、形的抽象因素把运动的连续性演变成为图形的装饰性，当然，这种装饰性仍以运动感为基础。

巴拉于1913—1916年所作的一系列作品算得上是未来派的最抽象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巴拉已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未来主义而走进抽象主义领域。未来主义画派解体后，巴拉回到了其原先的学院式绘画风格。不过，直至30年代，他还常以未来主义的路子进行创作。

《美术馆里的骚动》，波丘尼作，1909年，布上油画，76x64、1厘米，米兰，私人收藏。

翁贝特·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是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未来主义画派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这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这个运动的杰出理论家。他把马里内蒂的思想运用到视觉艺术领域，构思起草了1910年的《未来主义画家宣言》、《未来主义绘画技法宣言》及1912年的《未来主义雕塑家宣言》。在把理论兑为现实的努力方面，他称得上是位天才的未来主义实验者。那些别出心裁的作品，展示了他在绘画和雕塑领域所取得的独特成就。他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实验。比如，他认为可以在雕塑中使用更为广泛的材料，“玻璃、木材、硬卡纸板、钢铁、水泥、马鬃、皮革、布料、镜子、电灯等等”，这种非传统物质的使用虽未在其自己的作品中出现过，但在后来的达达主义和构成主义中变为现实。他还提出使用发动机以使某些线条或平面活动起来，这一想法由构成主义实践，至六十年代被广泛运用。如果没有1916年的意外坠马身亡，他也许能把未来主义发展得更远。

《美术馆里的骚动》是波丘尼的第一件未来主义绘画作品。这件作品采用了俯视的角度，把美术馆里的混乱和无序充分展示在观众面前。运动和奔跑着的人们涌向大门，传达出骚动不安的气息，而放射状构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色彩是新印象主义的，这得益于他曾在巴拉画室接受的专门的新印象主义技法训练。光和色被打碎成一片小点，烘托着运动和杂乱的气氛。在这里，嘈杂和乱哄哄的刺激也许正在暗示我们，美术馆所隐喻的古典艺术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

《城市的兴起》，波丘尼作，1910—11年，布上油彩，198.1x299.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波丘尼往往先提出各种理论，然后再努力把理论变为视觉形象。作于1910—11年的《城市的兴起》正是其理论在绘画上的反映。在这幅画中，他追求“劳动、光线和运动的伟大综合”。画面前景是一匹巨大的红色奔马，它充满活力，扬蹄前进。在它前面，扭曲的人物如纸牌般纷纷倒下。背景是正在兴起的工业建设。在这里，象征的寓意非常明确：巨马暗指了未来主义者所迷恋的现代工业文明，它正以势不可挡之态迅猛发展，而人群则暗示了劳动的活力。画面以鲜艳的高纯度颜色、闪烁刺目的光线、强烈夸张的动态以及旋转跳跃的笔触表达了未来主义者的信条：对速度、运动、强力和工业的崇拜。波丘尼曾说，“古旧的墙壁和宫殿令我作。区。我希望新事物，富于含意的事物，强有力的事物。”这幅画正是他所希望的新事物的反映，是对沸腾的现代生活的注解。从画面渗透出的动感和节奏中，我们感受到了波丘尼的发明——“线条一力量，也就是指一切物体借以对光线和阴影作出反应，并产生出外形力量和色彩力量的能量。”

《内心状态：告别》，波丘尼作，1911年，油画，70.5x96.2厘米，纽约，私人收藏。

1911年，波丘尼创作了三联画《内心状态》，《告别》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描绘了拥挤不堪的车站场景，拥抱告别的人群和冒着烟的奔驰的火车占据了全部画面。从这幅画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立体派给他的重要影响。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立体派艺术的启发，他可能画不出这样一幅未来主义杰作。

画面上，线条和色彩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重叠连续的形的组合。在被挤压的空间里，曲线和直线穿插交错，块面与块面碰撞变位，形成分散与聚合、断续与重复的节奏，整体上带给人们紧张不安的压抑感。画面的中央是几个非常规整的数字，它们被仔细地描绘在已经解体的火车车厢上，在嘈杂动乱的画面中，显示出一份意外的冷静和理智。这些数字，令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勃拉克和毕加索的那种有着文字和数字的分析立体主义作品。波丘尼曾主张使观众置身于画面中央，“经受未来主义从其母题中提取的整个周围环境的线、面、光和嘈音的急促不清的语言。”(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38页。”在这件作品面前，我们似乎真的感受到了这种语言的力量，声音、速度和光线借助于线条和色彩扑面而来。

除绘画外，波丘尼的很多精力被投放在雕塑方面，他是唯一杰出的未来主义雕塑家。1914年，他自愿参加意大利国民军，投身到他和马里内蒂都鼓吹为“文明的洁身之道”的战争中。1916年，在纳罗纳的骑兵训练中，他不幸坠马身亡，年仅34岁。

《塔巴林舞场有动态的象形文字》，塞维里尼作，1912年，布上油画，衣饰金属片，161.6x156.2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吉诺·塞弗里尼(Gino Severini，1883—1966)曾与波丘尼一道在巴拉画室学习，后来从事过古画临摹工作。1906年，他迁居巴黎，与许多现代艺术名流如布拉克、毕加索、杜菲等人交往。塞韦里尼的未来主义观点，除了体现在1910年他签了名的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及技法宣言里外，还体现在他发表于1913年的自己的那份宣言里。在这一宣言中，他强调“客观物体不复存在”，号召在艺术上摧毁“物质统一”观念。他的作品，不仅受到他的未来派同行的启迪，更受到立体派的影响。1915年以后，他转向了立体主义。也许可以说，他与立体主义关系更加密切。

《塔巴林舞场有动态的象形文字》是塞维里尼作于1912年的一件代表作，该作品展示了其未来主义绘画的特点：立体主义手法及巴黎夜生活题材。我们看到，画家以立体主义的分解手法画出许多多面体，这些多面体在不断变化的曲线中跳跃，使画面充满未来主义所追求的运动感。闪烁的强烈色彩，形成富有节奏的韵律，这是对画面动感的进一步强化。一些细节，让我们想起立体主义的实践：缀在裙子上闪闪发光的金属圆片，精心描写的单词VALSE(华尔兹)、POLKA(波尔卡)、BOWLING(保龄球)。浮雕似的造型，努力拓展着画面的容量。画面中的人物，如伴唱的女郎、边歌边舞的歌女、戴单眼镜的顾客、招待员，连同食品、酒瓶及悬挂于背景的美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等国国旗，无一不以其动势诉说着公共娱乐的狂欢和激动。画面中还包括了某些小小的但十分写实的描绘：骑坐在一把相对巨大的剪刀上的裸体姑娘及一名阿拉伯骑士。该画以繁琐的细节表达了空间运动感，是塞维里尼具有未来主义特征的杰作。虽然看上去有些破碎和失控，但总体上仍充满某种特别的力量。

1916年以后，未来主义的特征在塞维里尼的绘画中基本消失，他开始以立体主义风格进行创作。1921年，他出版了著作《从立体主义到古典主义》。以后他的艺术基本上随着法国的潮流而发展。

《爱国庆祝会》，卡拉作，1914年，纸板拼贴，38.7x29.8厘米，米兰，私人收藏。

卡洛·卡拉(CarloCarra，1881—1966)是最早的未来画派成员之一。在最初的艺术生涯中，他接受的是装饰画训练。12岁时他就跟着一位装饰画家学艺，1900年曾为巴黎国际博览会进行装饰设计工作。1909年，他进人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圈子，成为未来画派中的活跃分子。他不仅在那些未来主义宣言上签名，而且提出自己的宣言。在1913年发表的这份宣言中，他谈到“整体绘画”概念，主张“有音乐、噪音和嗅觉的绘画”。因此，他的某些作品除了有未来主义所崇尚的运动和速度外，还有他自己所追求的视、听、嗅的统觉传达。立体主义给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结构和色调上看，他的某些画，如《同时并置，阳台上的女人》，似乎更具有立体主义的风格特点。

《爱国庆祝会》是卡拉作于1914年的纸板拼贴画。该作品使用的材料是各种字体不同的书报、杂志、乐谱等印刷品。卡拉将它们剪裁、拼贴，并用鲜明的颜色加以组构，形成色调温暖明快且充满动感的图案。我们看到，圆弧形由中心向外围层层扩张，直线形由中心向四周径直放射，这种蔓陀罗似的结构使画面由内向外产生出某种张力。很显然，单词在这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在波丘尼或塞维里尼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单词，但它们少，并且主要满足于抒情。而卡拉大量使用它们，让它们承担起造型的任务，赋予它们某种特别的魅力。对单词的这种运用其实源自马里内蒂的主张。马里内蒂曾提出用“自由单词”作诗，卡拉紧追其后，以“自由单词”组构画面，使观众在观看中产生丰富联想，引发某种难以言述的主观感受。因而这件作品又被称为《自由单词绘画》。

卡拉在一战期间人军队服役。1916年在医院疗伤时，他与基里柯相识，后转向“形而上”绘画风格，成为意大利未来主义绘画和形而上绘画之间的桥梁。

5、俄国的抽象和构成主义

20世纪初期，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与欧洲较为接近，这使俄国对欧洲现代艺术的吸纳有了精神上的某种相通。当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此起彼伏的艺术运动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刚刚被理解和接受时，它们马上也在俄国艺术界得到了响应。新的观点被迅速传播，并揉人俄国艺术中。这种输入，一方面得益于《艺术世界》、《金羊毛》等前卫杂志的贡献，另外，也通过艺术家们的出国旅行。此外，富有的大收藏家史库金、莫洛佐夫收藏有几百件毕加索、马蒂斯、莫奈、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藏品包含了许多诸如马蒂斯的《舞蹈》、《音乐》这样的精品佳作，令艺术家大开眼界。面对俄罗斯的学院式写实绘画传统，年轻的前卫艺术家们有些急不可待。

于是在几乎没有过渡的情况下，他们将艺术直接引向纯抽象之路。1913年3月，“靶子画展”展出了首批“辐射主义”作品，这是拉里昂诺夫及其支持者冈察洛娃在绘画的非具象性方面所作的实验。辐射主义使用平行和交错的色线在画面上表达“光的滑动所造成的超时空感觉”以及“可称为‘四维空间’的印象”。拉里昂诺夫将辐射主义看作是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和俄耳浦斯主义的综合体。在对运动和光线的关注方面，它与未来主义也有某些联系。当然，在抽象性方面要比它们彻底得多。辐射主义存在于1911—1914年间，虽然历时短暂，但对其他的俄国前卫艺术家有重要启迪。另一位走得更远的抽象主义者是马列维奇，他所创立的仅他一人的“至上主义”绘画算得上不折不扣的纯抽象艺术。

以方形、三角形、圆形等纯粹几何形和单纯黑、白色组构出的画面排除了一切再现因素，纯感觉至上，表现“纯粹的感情”和“单纯化的极限”，从而绘画被一下子推向了非具象的极端。至上主义的第一件作品是1913年的白底子上的黑方块，最后一件作品是1919年的白底子上的白方块，随后马列维奇宣称至上主义结束。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反映了抽象主义绘画最早的理性追求，是以后以几何形为基础的抽象探索的起源。“在该时代，它似乎徒劳无功，但却从中产生出艺术的一个全新方面，而且，直至今日仍未枯竭”。(雷蒙·柯尼亚等著，徐庆平等译：《现代绘画词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第307页。)除绘画外，俄国前卫艺术还包括雕塑领域的“构成主义”，它以塔特林、加波等人为代表，将雕塑引离了传统的材料和技术，引离了模仿而走上抽象之路。

1910—1920年的俄国是国际前卫艺术的中心。虽然人数不多，历时较短，但成果卓著。由于政治原因，到20年代初期它们逐渐消声匿迹。1922年，加波受政府派遣出国，以后再未回来。康定斯基亦离开俄国进入包豪斯。塔特林成了工业图案设计者，而马列维奇则在默默无闻中过着贫困生活。俄国前卫艺术的辉煌时刻一去不复返，它的影响随着艺术家的迁居而移至域外。

《蓝色辐射主义》，拉里昂诺夫作，布上油画，1912年，64.8x69.9厘米，巴黎，私人收藏。

米凯尔·拉里昂诺夫(Michael Larionov，1881—1964)是俄国前卫艺术的早期代表，抽象主义绘画的先驱，辐射主义的创立者。他出生于乌克兰，曾就学于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从1889年起，他曾多次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画展。他早期的绘画风格属于新原始主义。1909年起，他开始探索抽象绘画，创立了辐射主义。《玻璃》是他的第一件辐射主义作品，展示了辐射主义最初阶段的风貌，拉里昂诺夫称之为“写实主义的”辐射主义。画面充满密集的线条，虽然保留有较易辨认的形体因素，但已非常接近抽象。1913年在莫斯科举办的“靶子画展”上，他推出了第一批辐射主义作品，同时推出辐射主义宣言《光明透亮的流派》。按照拉里昂诺夫的说法，“我们创立的辐射主义绘画风格，与通过由不同物体反射来的辐射线的交叉而获得的空间形式有关，也与由艺术家分离出来的形式有关。辐射线按常规通过色彩线条再现在表面。绘画的关键在于把色彩及其浓度：有色块面的关系和表面作用的强度结合在一起。绘画呈现为一种掠过表面的效果，对它的知觉超越了时空、空间，它使人产生一种对被称做‘第四维’的感觉，即对色阶的长、宽、厚的感觉。这些都是出自对这种绘画的知觉的独有的象征，是另一种秩序。”(哈罗德·奥斯本著，阎嘉等译：《20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14页。)以不同方向相互穿插、纠结的色彩线条被用来表达画面主体及周围背景的反射线。这些色彩线条相互作用，产生强烈动感和新的表现力，同时瓦解所有具象的形——艺术被推向纯抽象。

辐射主义有广泛的理论基础，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俄耳浦斯主义，未来主义等都对其形成有重要影响。拉里昂诺夫承认，以往的任何风格可能就是创造辐射主义的起点。有趣的是，有人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杰出画家达·芬奇视作辐射主义先驱。评论家巴尔在《立体主义与抽象主义》一书中引用达·芬奇的一段话，“空气中充满了无数辐射的直线，它们相互交叉，并且交织在一起，它显示出了任何物质的真正的基本形式。”这与辐射主义要表现“由不同物体反射的辐射线相互交叉而获得的空间形式”密切相关。也许可以说，辐射主义关注的东西，早在几百年前就已有人关注了。

《蓝色辐射主义》是拉里昂诺夫作于1912年的辐射主义代表作品。画面上，从不同方向发射出的光线倾斜交错，相互重叠，形成富有动感的块面。轻盈奔放的笔触，给画面抹上光影流动的效果，体现了辐射主义的追求：超时空感觉和“第四维”感受。

1914年，拉里昂诺夫和他的妻子，辐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冈察洛娃赴巴黎举办纪念画展，画展由阿波利奈尔撰写序言。以后，他们几乎放弃了架上绘画，转而专注于为迪亚列夫作俄国芭蕾的舞台美术设计。虽然拉里昂诺夫对辐射主义的研究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但他是最早的抽象艺术探索者，为纯抽象艺术诞生铺平了道路。作为马列维奇的朋友、塔特林的老师，他对俄国前卫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群猫》，冈察洛娃作，1912年，布上油画，83.8x84.4厘米，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娜塔丽娅·冈察洛娃(Nathalya Goncharova，1881—1962)是拉里昂诺夫的妻子，俄国前卫艺术的早期代表。她出生于图拉省的贵州之家，曾就学于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从1900年开始展出作品。其画风多变，曾探索过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也采用过新原始主义风格进行创作。后来，她与拉里昂诺夫共同创立了辐射主义，力求用色线表现由物体反光所构成的空间形式。她参加了1913年及1914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两次辐射主义画展，并与拉里昂诺夫一起在巴黎举办辐射主义纪念画展。其作品受到阿波利奈尔的赞赏，阿波利奈尔在画展前言中将之作为法国先锋派予以介绍。冈察洛娃的辐射主义探索结束于1914年中期。以后她移居法国，投身于俄国芭蕾工作，从事布景、服装及舞台设计。

《群猫》是冈察洛娃的辐射主义代表作。这幅以黄色和黑色为主调构造出的动人画面，展示了艺术家高超的构图技巧。线条从不同角度相互穿插、碰撞和重叠，造成色彩的破碎感和块面的振动感，它们相互对应相互关照，使画面具有流动、闪烁和变幻的性质。那些线条的交汇处，形成了晶莹闪亮的符号，仿佛猫眼中的反光在熠熠生辉。

《白底上的黑色方块》，马列维奇作，铅笔素描，1913年，列宁格勒俄罗斯国立博物馆藏。

辐射主义在抽象道路上的探索，导致了一种纯粹而彻底的抽象艺术——至上主义的诞生。至上主义的灵魂是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1878—1935)。1913年，他在白纸上用铅笔画了一幅《白底上的黑色方块》。这一简约新颖的构图成为至上主义产生的标志。

在现代绘画史上，马列维奇是第一位创作纯粹几何图形的抽象画家。他生于基辅，童年在乌克兰度过。他曾就读于基辅美术学校，1904年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学习。在绘画上，他在尝试了后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风格之后，形成“农民马列维奇”风格。该风格的作品以稚拙的手法描绘俄国农民，使形象看起来粗拙僵硬，并在正方形构图中取得沉静有力的效果。后来，他又转向立体主义，画面形象愈加趋于几何化，色彩鲜明且对比强烈。这一风格的作品，如《雪后乡间之晨》、《磨剪刀的人》，对物象进行了几何型处理，这与莱热后期绘画的机械立体主义风格具有相似之处。这种画风，与他以后至上主义的几何抽象构图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1913年，马列维奇画出了著名的《白底上的黑色方块》，这是至上主义的第一件作品，标志着至上主义的诞生。马列维奇在一张白纸上用直尺画上一个正方形，再用铅笔将之均匀涂黑。这一极其简约的几何抽象画，于1915年在彼得格勒的《0、10画展》展出，引起极大轰动。观众们在这幅画前纷纷叹息，“我们所钟爱的一切都失去了。……我们面前，除了一个白底上的黑方块以外一无所有!”不过在马列维奇看来，画中所呈现的并非是一个空洞的方形。它的空无一物恰恰是它的充实之处；它孕育着丰富的意义。

马列维奇认为，观众之所以对该画难以接受，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将画视为自然物像的再现，而没有理解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在他看来，“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等人的绘画，对于批评家和公众来说已变得只不过是无数‘物体’的团块，这个团块掩盖了这些画的真正价值，即产生它们的感情。……倘若能够抽走这些大师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亦即它们真正的艺术价值所在——把它藏起来，那么公众、批评家和艺术学者连想都不会去想它。”(马列维奇著，邹春梅译：《至上主义》，《世界美术》1990年第1期，第7页。)白底上的黑方块是马列维奇表现非客观感情的第一个形式。方块：感情，白底：超越此感情的空间。在这里，艺术没有死亡，而是萌发出了新的革命性意义。

1927年包豪斯出版的丛书对至上主义有一个基本诠释：“再现一个物体本身(客观性是再现的目的)是与艺术无关的东西……所以对至上主义者来说，它提供最充分的纯粹感情的表现，同时又取消习惯上接受的对象。对象本身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而有意识的观念也是无价值的。感情是决定性的因素……艺术因而达到了非客观的表现——达到了至上主义。”简单地说，至上主义是创作艺术中感情的至高无上。在至上主义看来，绘画作品中的要素不再源自客观自然物象，而源自画家“什么都不用”地创造；作为独立整体的作品，其存在只取决于其自身，而不取决于它可能描绘的它之外的任何东西；一件长久不衰的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只在于它所蕴含的感情。“客观世界的视觉现象本身是无意义的；重要的是感情，是与唤起这种感情的环境无关的感情本身。”(马列维奇著：《至上主义》，《世界美术》1990年第1期，第6页。)

马列维奇认为，长久以来艺术一直支离破碎地与诸多非艺术因素交织混杂在一起，而无法获得真正的纯粹造型。他要进行变革，把绘画从一切多余的及完全不相干的杂质中解放出来。这一变革的第一步，就是在画中寻找一种最朴素的元素，这一元素就是那个黑色的方块。

为什么它是方块呢?

因为画家认为方块表现了人类意志中最明确的主张，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战胜。它最为直接地表现了人的感情世界。

为什么要用铅笔将之涂为黑色呢?

“因为这是人类感情所能做的最粗简的表演。”

那么，衬托黑色方块的白底又蕴含了什么意义呢?

它象征了外在空间的无限宽广，更象征了内在空间的无限深远。它是一片虚无空旷的“沙漠”，充满非客观感觉的精灵的“沙漠”。

《白底上的黑色方块》不仅对马列维奇本人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现代艺术史影响深远。它是非具象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马列维奇进一步发展出至上主义绘画的一整套语言体系。他用圆形、方形、三角形、十字交叉这些至上主义基本成份及简单明快的颜色组构出许多画面，展示了至上主义方块的多样性。1918年，经过一个较为复杂的时期后，他回归简化，达到轻灵简约的巅峰。马列维奇于1920年对至上主义的发展作了总结：“按照黑色、红色和白色方块的数量，至上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黑色时期、红色时期和白色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发展过程是从1913年至1918年，它们都是以纯粹的平面发展为基础。”(转引自萨拉比亚诺夫著，杜义盛译：《马列维奇与二十世纪早期美术》，《世界美术》1990年第1期，第11页。)

《白底上的白色方块》，马列维奇著，布上油画，79.4x79。4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13年末，马列维奇开始对克服地心引力和征服宇宙感兴趣。他曾在《致马秋申书》中这样说，“我的新绘画完全不属于地球。地球象个被蛀坏的房子一样，已经被遗弃了。确实，在人的身上，在人的意识中，有一种对空间的渴望，一种脱离‘地球’的向往。”在他画中，有关宇宙及太空飞行的主题开始突出起来。他的许多作品，形体尽管各富于运动感，但却脱离了上与下的概念，仿佛在某种无垠的虚幻空间中自由翱翔。天空的蓝色遮住了通往太空的视线，于是马列维奇要把这彩色的天篷扯破。“我已经打破了色彩极限的蓝色世界，”他充满激情地宣称，“我转向白色，除我之外，还有飞行员同志们，游弋于这个无限之中。我已经建立了至上主义的旗号。游弋吧，自由的白色之海，无限躺在你面前。”

当太空的主题达到顶点，白色便成了其终极的标志。1918年，马列维奇最著名的《白底上的白色方块》问世。这一标志着至上主义终级性的作品，彻底抛弃了色彩的要素。白色成为光的化身。那个白底上的白方块，微弱到难以分辨的程度。它仿佛弥漫开来，并在白炽光的氛围里重新浮现。在这里，马列维奇似将进入一种难以用肉眼看见，难以用心灵体察，难以用感觉品味的境地。所有关于空间、物体、宇宙规律的当代观念，在这里都变得毫无意义。画家所要表现的，是某种最终解放之类的状态，即某种近似涅的状态。这是至上主义精神的最高表达。“方形(人的意志，或许人)脱去它的物质性而融汇于无限之中。留下来的一切就是它的外表(或他的外表)的朦胧痕迹。”

至上主义绘画彻底抛弃了绘画的语义性及描述性成份，也抛弃了画面对于三度空间的呈现。那些平面的几何形，不具有丝毫的体积感和深度感，这与荷兰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的绘画可谓异曲同工。然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见的。蒙德里安追求沉静的画面气氛，而马列维奇则强调动感。在马列维奇的作品中，那些几何构图自由而奔放，在画面上形成一种旋转的或离心的动感，这可能与未来主义及辐射主义的影响有关。此外，马列维奇绘画中的表现性特质，也是蒙德里安那种冰冷的、中性的抽象画所不具有的。对马列维奇来说，一个方形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性个性；而对蒙德里安来说，一切具有自身表现性特点的要素统统要排除在绘画之外，构图的全部重点是不带任何感情因素的直角系统。

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思想影响了塔特林的结构主义和罗德琴柯的非客观主义，并通过李西茨基传人德国，对包豪斯的设计教学产生影响。2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对非写实艺术不再包容和接受，马列维奇只得终止其对抽象艺术的探求，而以教学谋生。1927年，他唯一的一本理论著作《非客观的世界》在德国出版。1935年，他在贫困和默默无闻中离开人世。马列维奇首创了几何形绘画，留存于世的那些作品在这么多年以后，仍以它的单纯简约而令人惊讶。他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抽象绘画的伟大先驱。

《绘画浮雕》，塔特林作，1914—17年，木板上金属及皮革，63x53厘米。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一词最初出现在加波和佩夫斯纳1920年所发表的《现实主义宣言》中，而实际上，构成主义艺术早在1913年就随着塔特林的“绘画浮雕”——抽象几何结构而在俄国产生了。构成主义艺术最初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它反对用艺术来模仿其他事物，力图“切断艺术与自然现象的一切联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和一种‘纯粹的’或‘绝对的’形式艺术”。构成主义大致可分为两股潮流。其一以塔特林和罗德琴柯为代表，主张艺术走实用的道路并为政治服务；其二以加波和佩夫斯纳为代表，强调艺术的自由与独立，追求艺术形式的纯粹性。两股潮流曾于1917年在莫斯科汇合，但由于观念分歧而于1920年分道扬镳。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n Tatlin，1885—1953)是构成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他生于莫斯科，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诗人。1909年他考入莫斯科绘画、建筑、雕刻学校，可一年后便退了学。从1911年起他陆续在前卫艺术展览上层出作品。1913年他来到巴黎，怀着仰慕之情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以铁皮、木板、纸片等实物材料所作的拼贴作品，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曾向毕加索暗示，愿意留下来作其助手，可毕加索却无动于衷。于是他回到莫斯科，探索他自己的东西。他创作了一批他称作“绘画浮雕”的作品，并于1915年2月选了六件在彼德格勒的《未来派展览：特拉姆V》上展出。

可以看出，塔特林的“绘画浮雕”是从毕加索那里得到启发的。不过，他比毕加索走得更远。毕加索的那些以实物材料拼贴的作品并不彻底排斥再现，它们始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具象性，显示出诸如吉他、酒瓶、杯子等物象的形态。然而塔特林的“构成”作品则彻底抛弃了客观物象，而完全以抽象形式出现。

这里我们所见的题为《绘画浮雕》的作品，便是塔特林悉心实验的一个典型。我们看见，在一块木板上钉着不同形状的竹片、皮革、金属片和铁丝。这些真实的物体被安排在真实的空间里。每种材料都清晰地显示着各自的质感。这些“真实空间中的直实材料”，在这里成为绘画浮雕的构成要素。它们组合在一起，彼此呼应和联系，产生节奏和意味，构成了一个与客观自然毫无瓜葛的独立的艺术世界。在此，塔特林以其全新的艺术语言，创造出空间中形体的新秩序。

以后，塔特林将其主要精力投放在雕塑上，他的《第三国际纪念碑》虽然未能最终建成，但其方案及模型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现代艺术运动中的结构主义功利精神的标志。

《构成99》，李西茨基作，1924—25年，木板上油画，128.3x98.4厘米，耶鲁大学美术馆藏。

李西茨基(Eleazar Lissitzky，1890—1956)是俄国前卫艺术家，抽象观念传播的重要桥梁。他生于斯摩梭斯克，1909—1914年在德国塔姆施塔特技校学习工程技术，取得工程师证书。回到俄国后，他投身到艺术中，曾受到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罗德琴柯的非客观主义及塔特林的构成主义的影响。他大约在1919年加入构成主义行列。

与塔特林一样，李西茨基主张艺术要适应社会在实用上和思想上的需要。他的许多纯属抽象构成的画作不仅面貌独特，而且均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性和象征性内涵，有的甚至明显具有政治宜传的色彩。如作于1919年的招贴画《以红色楔子挤入白色》，展示的完全是一个抽象画面，但却寓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简单的几何形状，象征着革命中的俄国两种敌对势力间的冲突，“那个锋利的红三角，象征着布尔什维克的统一的权力，插入白俄的分散的各个部分。”(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81页。)这种通俗易懂且寓意明确的抽象绘画语言，给这幅融有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风格的画面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1919年，李西茨基以概念为基础，把几何形体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抽象画图式，即所谓的“普朗恩”(Proun)。该词是一句俄语的缩写，意思是“为了新艺术”。李西茨基将其解释为“一种绘画与建筑之间的中介”。而事实上，“普朗恩”绘画中的形体，也确实具有了某种建筑性特性。它们也许是马列维奇那种无体积方块的变体——将至上主义的平面方块，转变为三度空间中的立方体。在李西茨基的画面上，那些具有体积感的几何形体，似乎漂浮在某种虚幻空间中，显得毫无份量。这些抽象画，虽然看起来有点象工业设计图，但充满艺术的意味，一如《构成99》所展示的画面一样，有着其独特的引人之处。《构成99》又称为《普朗恩99》，它充分反映了李西茨基的画风特点。画面上，一个立方体悬浮在一片网状透视线上方。一道宽宽的长条状深色块，垂直地贯穿在画面中央。色块顶端和底部各有一个半圆形，一黑一白上下呼应着。一道弧线跃过立方块，将两个半圆形连接。线状物、网状物和几何形体精心组构出一个带有三维错觉的空间形体结构。在风格上，它兼具了“至上主义”、“构成主义”及包豪斯的某些特点。

1923年，李西茨基为柏林的一个展览专门设计和修建了一间方形小屋，取名为“普朗恩之屋”。这间屋子的墙壁、地面、天花板，连同它们表面绘制、装置的平面或立体图形(白底上的黑色、灰色、木头本色)，共同形成一个富于构成意味的空间环境。它规模不大，但效果却很精致。这个“普朗恩小屋”既具有建筑功能，同时又是一件装置性浮雕或绘画，它的每一个面都展示了不同的图形和结构，而形体又可以从一面墙转弯延伸到另一面墙上去。那些墙壁既是建筑支撑体，又是画面或浮雕的空间。当观众背向人口置身于这个方形小屋时，会有一种置身于一个纯构成天地的感觉。这一轮廓清晰的天地，既平和安宁，又充满活力。

李西茨基1921年曾被莫斯科艺术学院聘为教授，但政府对新艺术的日益排斥使他当年便离开苏俄去了德国。其艺术思想在国外得到推广和传播。他在柏林结识了汉斯·里希特(Hang Richter)，两人于1922年和1923年合作出版了《造型》杂志。随后他又赴瑞士，创办了ABC派和《ABC杂志》。1925年，他与汉斯·里希特再度合作，出版了《绘画主义》一书。1928年，李西茨基回到莫斯科。此后他主要从事建筑、书籍装帧及展览设计等应用性美术活动，同时仍与构成派、风格派及包豪斯保持联系。

《Trekhgoraoe啤酒的广告画》，罗德琴柯作，1923年。

 

在构成主义运动中，罗德琴柯(Alexander Rodchenko，1891—1956)属于追求艺术的实用性及功利性价值的一类。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擅长绘画和雕塑，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家和设计师。他出生于圣彼德堡，早年曾在奥德萨的喀山美术学校和莫斯科施特罗戈诺夫实用美术学校学习。1913年，他放弃了学院式的训练，开始尝试非写实风格的绘画创作。他先采用了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的未来派风格，不久便走上了纯抽象的路子。1914—1915年，马列维奇的影响使他借助直尺和圆规，画了一些几何风格的画。后来在塔特林的影响下，他又成了马列维奇至上主义艺术的反对者。1918年，马列维奇画出著名的作品《白上之白》，以表达其融哲学、宗教和社会学于一体的观念。罗德琴柯则在同年画了一组题为《黑上之黑》的画作为回应。后来，他又画了三幅单色画：《纯红色》、《纯蓝色》、《纯黄色》。他将这三幅画集合在一起，取名为《最后的绘画》，以此宣告抽象艺术的灭亡。

罗德琴柯于1919年开始参与塔特林的构成主义实验。他采用木头、金属等材料，制作了一些立体构成的作品，其中有些还是活动的装置。例如，作于1920年的《距离的构成》是用长方形木块搭积木般构成的立方体组合。同年所作的另一件作品《悬吊的圆环》是以许多大小不一的圆环交插组合而成的，看上去象个鸟巢，也象物理学家显示原子结构的立体模型。那些交错的圆环不仅在视觉上富于动感，而且还会随着气流真正地缓缓转动。这也许是最早把实际运动引入构成雕塑的作品之一。

1920年，构成主义者在莫斯科举办展览，这一年也标志着他们内部的分裂。罗德琴柯和他的妻子斯捷帕诺娃发表了《生产主义宣言》，对同年早些时候加波和佩夫斯纳兄弟所发表的《现实主义宣言》进行反驳。生产主义的纲领表明了他们坚决反对把构成主义引上纯艺术道路的立场。罗德琴柯把艺术谴责为某种不合时代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温床。他提出废弃艺术的口号：“打倒艺术、举起技巧。宗教是欺骗，艺术是欺骗。当人们思想依赖艺术时，其最后残存的一切就被破坏。打倒艺术传统的维护者，构成主义的技术娴熟者站起来。打倒艺术，艺术只会掩饰人类的软弱无能。现今的共同的艺术就是共同的生活。”

罗德琴柯明确地把实用性当作生产主义的首要目标。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摄影、印刷等领域中去，同时他还常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合作，进行广告及招贴画设计。据说，仅在1917至1923年的短时期内，俄国就出现了约三千种招贴画。在这样的社会里，象罗德琴柯这样富于创造性的设计家可谓如鱼得水。他所设计的招贴和广告，风格鲜明有力，且经济适用，符合印刷系统的要求。而他的广告词和有关口号，则全是由马雅可夫斯基撰写。他们二人合作得十分融洽，甚至还共用一枚工作图章，上面刻着“广告设计者马雅可夫斯基——罗德琴柯”。

《Trekhgomoe啤酒的广告画》作于1923年，画面上没有微妙复杂的图案描绘，也没有五彩缤纷的颜色铺洒，但简洁的图案和简单的颜色却能非常有效地向人们传递出它所要传递的信息：啤酒，有售!仿佛大街上的喊叫声，直接、迅速、有力地捕捉住了人们的注意力。

罗德琴柯不仅从事广告和招贴画设计，也从事封面设计。他从1923年起采用照片剪辑的方式设计了不少富有意味的封面，成为俄国那一时期装帧设计风格的代表之一。

象罗德琴柯这样把艺术引向实用性的艺术家，在当时可谓不乏其人。许多人从绘画和雕塑转向了戏剧服装和舞台布景的设计。这种趋向也与其他领域的运动相呼应——作家们放弃了写小说而去搞报告文学，他们丢掉了那种唯美的精雅流畅的文体，而采用纪实文学那种显然较为客观生硬的文风；电影工作者转向了去摄制纪录片，而不再去拍那种充满戏剧性和艺术性的片子；戏剧家则将戏剧引向了一种充满运动且包含着清晰信息的流行艺术形式。艺术家们怀着无比的热情投身到一种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艺术创作之中。

6、荷兰风格派

一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而与卷入战争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互隔离。在极少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一些接受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观念启迪的艺术家们开始在荷兰本土努力探索前卫艺术的发展之路，且取得了卓尔不凡的独特成就，形成著名的风格派(De Stijl，荷兰文，即风格之意)。风格派正式成立于1917年，其核心人物是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其他合作者包括画家列克(Bartvan der Leck)、胡札(Vilmos Huszar)、雕塑家万东格洛(Ceorges Vantongerllo)、建筑师欧德(J.J.P.Oud)、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等人。显然，风格派作为一个运动，广泛涉及到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是全方位的。

风格派从一开始就追求艺术的“抽象和简化”。它反对个性，排除一切表现成分而致力探索一种人类共通的纯精神性表达，即纯粹抽象。艺术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简化物象直至本身的艺术元素。因而，平面、直线、矩形成为艺术中的支柱，色彩亦减至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灰三非色。艺术以足够的明确、秩序和简洁建立起精确严格且自足完善的几何风格。对于风格派的这种艺术目标，蒙德里安更喜欢用“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一词来表达。他把新造型主义解释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自然的丰富多彩就可以压缩为有一定关系的造型表现。艺术成为一种如同数学一样精确的表达宇宙基本特征的直觉手段。”(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3页。)艺术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消除可辨别的主题，去创造抽象结构”，而是“表现他在人类和宇宙里所感觉到的高度神秘。”

蒙德里安及其伙伴们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有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风格》杂志。这份有影响的评论杂志自1917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为风格派的思想传播和作品汇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风格派的名称亦源自于它。该杂志由凡·杜斯堡负责编务工作，蒙德里安是它的明星。直至1924年，《风格》杂志一直是新造型主义的重要舞台。随后，杜斯堡放弃了新造型主义的严格造型原则，而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lism)宣言。他把矩形构图倾斜45度角，以追求一种更有动态的表现形式，这种斜线造型显然与蒙德里安所主张的直线相背离。同时，《风格》杂志还发行增刊向达达开放。随着阿尔普等人的加入，该团体变得松散而庞杂。这种“歪门斜道”惹恼了蒙德里安，于是，他在1924年在《风格》杂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以后，便与之分道扬镳。以后的日子里，蒙德里安一如既往地探索新造型主义，直至离世；杜斯堡则去搞他的基本要素主义实验。1928年，《风格》杂志停刊。1931年，杜斯堡去世，杜斯堡夫人为纪念丈夫，于1932年出了最后一期专刊。不可否认的是，《风格》杂志对欧洲前卫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

风格派的闻名遐尔与凡·杜斯堡的大力宣传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位自学成才且兴趣广泛的艺术家虽然在绘画上没有太多惊人的天赋，但却是一个极有号召力的理论家、演说家和宣传家。他在战争以后遍游欧洲大陆，通过演讲和宣传，使风格派的美学思想传遍欧洲各地，并对包豪斯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风格派的艺术实践是多方面的。除蒙德里安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无以伦比的成就外，里特维尔德在建筑方面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他所设计的席勒住宅展示了风格派建筑的典型特征。他还设计过一把红黄蓝三原色椅子，虽然坐上去不太舒服，但充分体现了风格派的造型原则。万东格洛则以简洁的空间造型《体积关系的构成》来诠释新造型主义在雕塑领域的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起，风格派就越出荷兰国界，成为欧洲前卫艺术先锋。其美学思想渗入各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等诸多领域，尤其对现代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化》，三联画，蒙德里安作，1909—1911年，布上油画，178x85厘米，183x87.5厘米，178x 85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是风格派最核心的人物。1923年，凡·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创刊五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社论向蒙德里安致意：“尽管不同国家的好几位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创造一种新的造型表现，但在1913年前后，是画家彼德·蒙德里安第一个作为立体派富有逻辑的继续，实现了绘画上新的造型，这一行动得到最新一代荷兰画家们的拥护，使最先进的画家们相信有可能创造一种新造型风尚。因此，《风格》杂志把蒙德里安尊为新造型主义之父。”

蒙德里安，以其独特的“水平线——垂线”和原色、非色组合的极简绘画图式，将现代抽象绘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绘画的核心倒并不是抽象，而是某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评论家乔治·施密特说，“他(蒙德里安)的绘画远非仅仅是形式的试验——它们象任何纯艺术作品一样，是伟大的精神上的成就。一幅蒙德里安的绘画挂在一所完全按照蒙德里安的精神设计的住宅或一间房里，那么这里比使用任何物质对象，都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色和更轩昂的气概。它是精神观念或态度的最崇高的表现；它是规矩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的化身；它是平衡状态中元素的对立的化身；而且这些对立的精神的作用不低于物质的作用。蒙德里安在他的艺术中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将从他的每一幅画中永远放射出精神的和肉体的光彩。”(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5、116页。)不过，这种以追求精神性为核心的绘画，其实并没有与客观自然绝对隔离开来。对蒙德里安来说，精神与物质是相通的。他认为，“在新造型主义中，那条将心灵与生活连结起来的纽带并未割断；因此我们绝对不会把它看作是对真正现实生活的否定，相反，我们将会看到物——心两重性趋于和谐。”

蒙德里安出生于荷兰中部的阿麦斯福特，成长在一个严格信奉加尔文教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业余画家，而叔父则是职业艺术家。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了他直接的艺术启迪。20岁时，他在取得小学绘画教师资格和中学绘画教师资格以后，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国立美术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勤奋刻苦、颇受老师赏识的好学生。他的早期绘画从学院派写实主义起步，受到过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影响。从一开始，对于形体构成因素的偏爱，便在其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大约在1909年，蒙德里安对“通神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该年五月正式加入“荷兰通神论者协会”。该协会的神秘教义，在对艺术的理解上充满神秘和象征的色彩。受通神论的影响，蒙德里安的艺术逐渐脱离自然外形，转而追求某种深层的内在精神的表达。这幅作于1910—1911年的三联画《进化》，可以说是一幅通神论的祭坛画。画中站着的人物处于恍惚沉思的状态，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启示。画面以蓝色为主调，点缀着黄色的星星和红色的西蕃莲花朵。独特的造型和对比鲜明的色彩使画面发散出某种患惑人心的力量。该画有一个颇为神秘的标题：《进化》。对于这一标题的选择，蒙德里安在其1914年的笔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有两条路通往精神的层次：一条是学理上的教导以及直接的实践(如沉思等)；另一条则是漫长却必然的进化之路，人们在艺术中看到精神性的缓慢成长，这是艺术家自己所未能意识到的。

然而，这幅三联画其实并没有表明那所谓“漫长的进化之路”：它企图获得的是某种快捷的结果，它是一种教条式的图画，是一种对冥想的直接的激发。蒙德里安感到，假如通过这样的画并不能实现目标，那么，就得另辟蹊径了。他意识到了更新绘画语言的必要性。

《灰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4x108.9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1911年，蒙德里安在巴黎第一次看到了立体主义原作，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在12月离开阿姆斯特丹来到巴黎，投身到分析立体主义绘画的探索之中。立体派忽略自然物象的如实描绘，而强调画面的形体构成，这样的表现在他看来很适于揭示自然的内在本质。他很喜欢布拉克和毕加索1910—1912年的作品，对莱热那些追求形体构成的简洁而充满节奏的画作也十分青睐。他自己曾采用立体派手法作画，画风与布拉克、毕加索的风格异常相似，以致于有专家评论说：“除了蒙德里安，还没有一个非立体派画家，画过如此令人信服的立体派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高度抽象，但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画。有些画中，尽管自然的物象几乎消失殆尽，但仍有物象的线索保留下来。根据这些线索，他的这些作品可分为好几个系列，如树的系列、教堂正面系列，等等。

树的系列，在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颇为引入注目。他在来法国之前，曾作过不少以单棵树为主题的画。如作于1908年的《红树》，主要受到凡高和野兽派画风影响。画面以曲折跳跃的线条和趋于平面的树形传达出某种象征性和表现性意味。显然，蒙德里安这时尚未受到立体派太多的影响。当他来到巴黎后，他所作的一系列以树为题的作品，则充分显示了他对立体派风格的刻意追求。树的母题被抽象化的线条和色面加以处理，画面的构成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幅《灰树》是他作于1912年的作品。在这幅画中，蒙德里安关注的焦点是树枝与树枝、树枝与树干以及树与其他物象之间的造型关系。我们看到，树撑满了整个画面，树的枝干几乎全部伸展到画框，仿佛画框把树剪切在它所包围的空间里。树的个别特征已被全然抹去，我们所见到的，是高度抽象化的图形。尽管如此，深色的枝干在中性的灰、绿色小碎面中依然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蒙德里安从立体派中获得的新启迪：“克服自然的表现又不违反自然本身的真实”。

《开花的苹果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在1912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近代美术联展”中，蒙德里安送展了这幅《开花的苹果树》。依然是树的主题，但几乎走到了纯抽象的边缘。形象被进一步简化至碎面，而几乎成为图案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与枝杈变成了直线和弧线，它们相互交错，产生某种特别的律动感。色彩则采用了柔美的淡绿、淡黄色系，给人轻快和愉悦之感。画面上，树的基本形态其实已经消失在一种黑色线条的网格之中。整个画面都被网格笼罩着。这种网格的结构，显示出中间稠密而四周逐渐疏松的构成秩序。这种所谓集中式的结构，在蒙德里安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尽管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艺术处于立体主义的翼影下，但其作品仍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可以说，他是立体派的“发扬者”，而不是模仿者。例如，他坚持以纯正面形式表现主题，他简化物体的自然形式直至纯粹本质。阿波利奈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受毕加索的强烈影响，但个性完全是蒙德里安自己的”。

《海堤与海·构成十号》，蒙德里安作，1915年，布上油画，85.1X108.3厘米，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美术馆藏。

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刺激，他可以静下心来对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开始对立体主义的追求产生不满：“一步一步地，我见到，立体派没有从他自己的发现里引申出逻辑的结论。它没有把抽象发展到他的最后目的，到‘纯粹实在’的表达。我感到，这‘纯粹实在’只能通过纯粹造型来达到，而这纯粹造型又本质上不应受到主观感情和表象的制约。”(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他转向了纯抽象的方向·，并且竭力地简化和提炼画面的那些抽象元素：“我一步一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开。”(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

他住在海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

真正的正午，从光点创制

海，海，总是再一次开始。

在《海堤与海》中，海面重复的波浪，以及波光的闪烁变化，被提炼为诸多由水平和垂直的短线交叉而成的十字形。这些十字形，朝着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地排列。线的长短不一；使其排列的密度及画面的色调也相应地起着变化。在这里，传统的透视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大气的效果被彻底消除，画面呈现出线状图形的充满节奏的颤动。

这组《海堤与海》系列作品，又被称作《加号与减号的构成》。自然的形体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成为形式语言，但画面仍然保留有立体派椭圆形构图的痕迹。那些短小的直线，疏密有致地布局在画面中间，而四角则空在那里。不过很快，蒙德里安便彻底摆脱了立体主义的引导，走向了他以后一直为之心醉神迷的新造型主义。为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本质的普遍规律，他耗尽了余生。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x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 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 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百老汇爵士乐》，蒙德里安作，1942--43年，布上油画，127x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他于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旅程。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那整齐严谨的街道布局、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活力的舞厅和爵土乐队，以及夜幕下流光溢彩、闪烁变幻的灯光……它们既与其绘画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又洋溢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那套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绘画程式被打破了。黑色网格和大的色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小色块组成的彩线结构和跳跃其间的小块面。它们快乐、明亮，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玩牌者》，凡·杜斯堡作，1917年，116.5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藏。

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风格》杂志的创刊人和主持者，同时也是该杂志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几个笔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让别人以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国籍的好几个人所作，从而人为地扩大了风格派的影响。杜斯堡曾对风格派一词的由来这样解释，“风格是出自我在1912年的阐述：剥去本质的外形，那么你就能得到风格。”

杜斯堡生于荷兰乌特勒支，起先曾以戏剧为业，写过一些寓言和剧本。1900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绘画；他在里克斯博物馆临摹藏画，并以卖画为生。杜斯堡对现代艺术运动颇有兴趣和热情，经常撰写文章进行评论。1915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蒙德里安那些将树木、教堂等母题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画。蒙德里安读到该文后便到处寻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绘画中进行与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实验。“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还早就认识了直线在艺术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给他的杂志起个名字叫《直线》。”(阿纳森著，邹德侬等译：《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6页。)而假如该杂志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们如今所说的这个风格派，恐怕就该叫“直线派”了。1916—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现奶牛、静物及玩牌者的画中，以几何图形简化物象，最终消除了画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这幅《玩牌者》的母题来源于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将塞尚画中的那种几何构成的处理，进一步引向抽象。我们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为无法辨认的直线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个疏密聚散变化有致的网格结构。在这一网格结构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线和垂直线控制着，形成某种节奏和韵律。这种图式令我们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实，在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过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时候(约1916—17年)的作品在构图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则被简化为平面的几何色块，不过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年，杜斯堡与几位荷兰先锋艺术家共同创办《风格》杂志。1921年，他离开荷兰，到中欧各地作巡回演讲。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杜斯堡曾于1920和1921年两次造访德国，后一次是受格罗皮乌斯之邀访问魏玛包豪斯学院。不过，令邀请者始料不及和大为后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儿对于包豪斯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表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发起了一连串的尖锐攻击。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愤慨。面对重重敌意，杜斯堡毫不示弱，在学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开设绘画、雕塑和建筑课程。他所讲授的课受到极大欢迎，学生们的反应迅速而热烈。这使得格罗皮乌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学生去听杜斯堡的课。杜斯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已经把魏玛弄了个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学院，如今有了最现代的教师!每个晚上我在那儿向公众演讲，我到处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风格’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更加激进。我具有无尽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取得胜利：战胜任何人和物。”(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59页。)杜斯堡在包豪斯学院产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该学院师生后来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没能免受他的影响。

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辩善论，对艺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与蒙德里安在个性及气质上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总是缓慢地前进，不断精益求精；杜斯堡则常常显得冲动，性格中更多的是挑衅性和攻击性，而较少建设性成分。他甚至会在《风格》杂志上，把他昨日还盛赞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马列维奇)贬得一无是处。在风格派运动中，他作为活动家与宣传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新造型主义能在国际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杜斯堡的大力宣传。

《构图》，凡·杜斯堡作，1929年，布上油画，30.1x29.8厘米(对角线)，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1924年，杜斯堡的艺术思想与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观念产生分歧与冲突。他在继续提倡画面直角因素的同时，放弃了蒙德里安所坚守的“垂线一水平线”图式，从而把斜线引入其绘画创作之中。这导致了蒙德里安在1925年与其分道扬镳。在杜斯堡看来，垂线和水平线过于呆板和单调，以致使画面毫无生气可言；而斜线则富于动感，可给画面带来生机和动势。他把其艺术主张称作“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rism)”。1926年，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宣言，指出，“一方面，基本要素主义反对过分教条地使用新造型主义，另一方面，它甚至也可以说是新造型主义的结果。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它希望成为对新造型思想严肃的修正。”

他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说的“修正”的含义，这就是，以一种故意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对角线图式，来代替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那种均衡的结构。这幅《构图》可以成为其基本要素主义理论的一种诠释。正方形被调转45度角而成为菱形构图，粗重的黑色边框限制了活跃的色彩。中间部分用黑色的垂线和水平线分割出了块面，颜色仍是红、黄、蓝色。

1928年，杜斯堡为斯特拉斯堡的奥比特咖啡馆所作的室内设计，可以说是对其基本要素主义的最有纪念性的阐述。这一设计由杜斯堡和阿尔普夫妇合作完成。杜斯堡为其确定了主调，并制作了墙面的低浮雕壁画装饰，那一条条对角线，使整个室内的视觉效果具有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解释说，其构思“关键是要揭示绘画和建筑的同时性效果”。

7、超现实主义艺术

“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性，主张通过这种方式，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

哲学背景：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级现实，这种现实即迄今遭到忽视的某些联想的形式。同时也是信仰梦境的无穷威力，和思想能够不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种种变幻。它趋于最终地摧毁一切其他的精神学结构，并取而代之，以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在1924年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安德烈·布雷东(Andr’eBreton)对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作了上述定义。布雷东是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旗手，他提出的“超现实主义”一词来自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的剧本《蒂蕾丝娅的乳房》。该词表达了布雷东及其追随者在这场文艺运动中的追求，那就是超自然的、无意识、无理性的精神自由。

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学说揭示了沉睡于人们心底、不被人们的意识所触及，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所谓无意识和潜意识。根据弗洛依德的观点，梦是无意识、潜意识的一种最直接表现形式，是本能在完全不受理性控制下的一种发泄，它剥露了人的灵魂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而艺术创作也如同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以此为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强调梦幻的万能。他们认为，梦幻能显示“生命永恒”的“彼岸”，只有用梦幻纠正现实，改变现实，才能推倒通往“彼岸”的墙，达到神妙的超现实的境界。

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可推那位被归为“形而上”派的画家基里柯。他的作品创造了现代艺术中最令人心动又最令人不安的梦幻景象：广场、拱门、楼宇、寒月，运家具的空车、玩铁环的女孩，所有的一切仿佛舞台布景般凝固在死寂的光线中。这些偶然而荒诞的内容令人不安。然而，形象之间这种奇怪的冲突及清澈的气息又让人感到一种神奇而特别的魅力。他画中的那种宛如舞台的、平坦的地面，后来成为许多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标准空间”。这是一块中性的地方，在这里，互不相容的东西相遇在清澈的光线下，一如那位名叫洛特雷阿蒙的作家所言，“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阳伞在手术台上偶然相遇那样地美。”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全力追求的正是这种梦幻效果。他们的美学信条是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提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美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美的，只有不可思议的东西才是美的。”“美可能使人震惊，也可能不使人震惊。”这样，达利带来的那种荒诞不经的梦的世界确乎十分地美——挂在树上的软表、被肢解了的躯体、可怕背景上的骷髅骨架，等等。那种通过可以识别的变形形象营造出的梦魇般的场景，看起来既精细逼真，又遥远陌生。这种风格被称为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Naturalistic Surrealism)，其代表画家除达利外，还有马格利特等人。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有机的超现实主义(OrganicSurrealism)，以米罗为代表，追求幻想的、与生命力相关的抽象画面。

首次超现实主义画展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翌年举办了第二次。此后，在巴黎、哥本哈根和特纳里夫、伦敦、纽约等地有过多次重要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该运动的蓬勃状态，不过由于其成员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战争倒也间接地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战后，在巴黎、纽约等地先后举办了国际性展览会。除了组织各种活动外，超现实主义团体还充分运用杂志、报刊等媒体及传单、小册子等手法来传播其观念。1966年9月28日，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布雷东去世，这使团体失去了极其重要的凝聚力量。1969年10月4日，许斯特在《世界报》发表最后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第四章》，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没有任何内部的一致，我的一些朋友和我本人于二月份决定将它放弃，它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至此结束。不过，其影响力绝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运动对20世纪美学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L.H.O.O.Q.》，马塞尔·杜尚作，1919年，用铅笔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复制品上加胡须，19x12.7厘米，纽约，玛丽·西斯勒夫人藏。

在具体阐述超现实主义艺术之前，有必要对达达(Dada)运动作一扼要梳理，因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确实十分紧密。可以说，达达在精神上和艺术手法上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达达，超现实主义几乎没有可能发展。

达达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中，瑞士因其中立国之态而成为最佳避难所，接纳了众多逃避战火的文化、思想界青年。1916年2月，在瑞士苏黎士的“伏尔泰酒店”举办了一场音乐、戏剧、诗朗诵及造型艺术展并行的独特晚会。晚会上，一把裁纸刀在一本法德辞典中碰巧点中的名词“达达(法语中原意为玩具小木马)”成为他们一切活动的代名词。达达，这个被玩世不恭地找出来的偶得之词很快便声名远扬——它成为这场与破坏、疯狂、虚无主义、愤世疾俗密切相关的运动的标签。

战争使人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更多共鸣，因而几乎是同时，达达运动还在纽约、巴黎等地出现。在美国纽约，达达的风云人物是杜尚和毕卡比亚；在德国柏林，达达的核心是胡尔森贝克；而在巴黎，达达则以文学界力量为主，它的主力是阿拉贡、布雷东等人。此外，达达运动还在科隆、汉诺威等地发生。达达的范围扩及世界各国，然而其组织却是一盘散沙。一如那些不胜枚举的宣言，达达展示的是杂乱无章和惊世骇俗。总体上说，它是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出发，以各种讽刺手法甚至恶作剧形式对一切艺术形式的挑战和攻击。它产生于混乱，又致力于创造混乱。在破坏一切的同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打破现成品与艺术品、创造者与欣赏者、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从1922年起，达达派的内部分歧变得日益明显。1923年，达达宣告解体，应验了他们自己所述的预言，“达达派也要消灭自己”。

在达达派的众多组织中，纽约达达因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存在而显得令人瞩目。杜尚1887年生于法国布兰维尔的一个温馨家庭，兄妹六人中有四人致力于视觉艺术。他早年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接受过短期绘画训练。从1906年离开军队至1912年，他尝试过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各种风格。1912年他因其作品《正在下楼梯的裸女》而一举成名，并因此带来订画要求。不过杜尚对此不感兴趣，他说，“不，谢谢，我更喜欢自由。”1915年，他来到纽约，和毕卡比亚一起成为纽约达达的精英。事实上，早在达达名称出现以前，杜尚就表现出明显的达达精神。他的作品总是独特、大胆、充满狂想。他用锡片、铅丝、油彩、粉末等非传统材料和全新技法进行创作，还用自行车轮、铁锹、梳子等现成品做成雕塑，甚至让现成品直接成为作品。他把署有R·Mutt之名的小便器送至1917年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题名为《泉》。这种标新立异让人有种玩笑开过了头的感觉，它遭到了以前卫自诩的组委会气急败坏的拒绝。

与《泉》一样著名的恶作剧是他1919年回法国后所搞的若干幅“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达·芬奇那件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彩色复制品上，他用铅笔给这位美人加上了式样不同的小胡子。于是，美人的神秘微笑立即消失殆尽，画面一下子变得稀奇古怪、荒诞不经。《L.H.O.O.Q》是这批“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中最为有名的一幅。L.H.O.O.Q是法语elle a ehaud au cul的快读谐音，暗喻画面形象是淫荡污浊的。在这里，杜尚将达·芬奇的经典名作当作公然嘲讽的对象，展示了他真正渺视传统、无视约束的品性。他把反艺术推向了极致，给后继的艺术运动以新的启迪。

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而言，杜尚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的“姿态亦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义……表现了先于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从艺术角度看，超现实主义者几乎没有超越出这种思想。”(《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97页。)达达开拓的新的视觉艺术领域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最为直接的根源。

《错误的镜子》，雷尼·马格里特作，1928年，布上油画，54x 8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雷尼·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1898—1967)是超现实主义画派中的重要一员。他生于比利时，曾就学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探索过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艺术风格。后加入超现实主义画派，创作出一批离奇的幻觉画面，如燃烧的石头、有裂缝的木质天空、鞋和脚的奇妙关系、珍珠里的女人面孔、瞪着一只人眼的火腿片……他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将互不相关的事物奇怪地并置在一起，让人想起十几年前基里柯的试验。而后他又致力探索事物本身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将不同的东西以某种奇妙的过渡联系在一起，如由脚往鞋的变化。他还用名画去尝试变体，把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大卫所作的《雷卡米埃夫人像》中的人物更替为棺材。

《错误的镜子》作于1928年，描绘了一只人的眼睛，及投射在这只眼睛视网膜上的蓝天白云。在马格里特看来，人的眼睛只是一面错误的镜子，因为它所得到的只是自然的幻影，而不是自然本身。世界上没有眼睛看得见的“真实”，因此绘画的“真实”只是图解了人眼睛的幻觉而已。这真是一个让人颇觉怪诞的理论。在马格里特作品中，梦幻的感觉并不由于变形和歪曲，而是由于不可思议的奇怪并置所产生的冲突。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痉挛性的美”就隐藏在那种精密真实的场景的表皮之下。

《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恩斯特作，1924年，板、木制构造物的拼贴、油彩，46x 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是德国画家和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生于科隆附近的布鲁尔，卒于法国。他的艺术道路是靠自学走出来的。凡高、麦克、康定斯基、毕加索、基里柯等人的艺术给了他很大影响。后来，他结识了阿尔普，创建科隆达达派，是重要的达达派画家。1924年，他在巴黎与其他人合作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画派。

恩斯特于1925年发明了拓印法(Frottage)，即用名墨棒的纸在有纹理的表面摩擦，拓出木头纹路、布纱经纬、树叶脉络等各种图案。他认为这能够将创作者的主动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是“以‘自动写作’一名为人所知的那种东西的真正等同者”。在《超越绘画》一书中，他这样描述，“我兴奋地盯着地板上经过成千次擦洗后挖出的条条沟沟，一种着魔似的感觉打动了我。之后，我决定研究这着魔感觉的象征意义，并且为了帮助我的沉思默想和创造幻觉的能力，我在木板上面随意放上印上石墨的纸片，作为一组素描。细心凝视这样作成的素描……我为我的视觉能力的突然变化和一个叠一个交搭形成的矛盾形象的一连串幻象所震惊。”(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37—138页)，除拓印外，他还使用移画印花法，即在未干的画布上摩擦，使颜料在另一平面上形成粗糙纹理，籍此方法，艺术家摆脱理性控制，把偶得的纹样自由地加以组合，从而获得价值独特的作品。这种作品造型奇特模糊，富于视觉吸引力。

《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作于1924年，是木板拼贴与油画的结合体。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是令人费解的。我们看到，木头拼贴而成的房子及栅栏分别越出了左右画框。田野、天空和远处的建筑构成了一个看上去十分美好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门铃被夸张得那么大，但手却始终够不着它。夜莺会带来美妙歌声，却吓着了两个孩子。显然，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无法解释，这是一个一反常态的梦幻世界。也许，它还暗喻了艺术家年幼时的经历：他的小妹妹出生了，恰恰他的宠物小鹦鹉死了。过去的这种魔幻感与现在的某种无意识相结合，使作品抹上了奇异的感觉。

恩斯特于1938年离开超现实主义运动。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雕塑上，创造了很多出色的雕塑作品。

《记忆的永恒》，达利作，1931年，布上油画，24x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也许是最为知名的二十世纪画家。”这是道恩·艾兹(英)在他所著的《达利》一书中的开场白。确实，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比其他画家更加声名显赫，或者可以说“臭名昭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那些想象力丰富得令人震惊的画面，更因为他那古怪得让人侧目的形象和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天才，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自我宣传的角度。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和疯子的区别在于他不发疯。他精心侍弄他的小胡子，使之成为其身体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在画布上“做梦”，表现性、战争、死亡等非理性主题。他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装腔作势地进行各种活动……总之，这个西班牙人的言行举止连同他的艺术，已共同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特别景观。

达利1904年5月11日生于加泰罗尼亚，曾就学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学院，不过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两度被逐出校门。他曾经专门学习过学院派方法，并对立体派、未来派等作过尝试探索。1927年他完成了第一幅超现实义油画《蜜比血甜》，并于1929年夏天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阵营。达利称得上是一名天生的超现实义者，他的绘画是细致逼真与荒诞离奇的奇怪混合体。他声称，“我在绘画方面的全部抱负，就是要以不容反驳的最大程度的精确性，使具体的非理性形象物质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设计了一种新创作方法，即所谓的“偏执狂批判活动”，从而把幻觉形象从潜意识中诱发出来。他的画从局部看，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细腻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全然没有视觉逻辑的条理性，因而只会带给人们梦魇之感。过份的透视感和摄影般的清晰度则对这种梦幻性作了进一步强化。这些作品被达利自称为“手工制作的梦境照相”。达利深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性心理学影响，他的画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对弗洛依德的观点作出图解。如既似瓶罐又似女人头像的变形，来源于弗洛依德关于容器象征和女性共同性的观点。弗洛依德曾借着心理分析去观察达利的那双眼睛，他说，“这双西班牙人的眼睛既真诚又狂热。”

《记忆的永恒》作于1931年，它受到弗洛依德的启迪，表现了一个错乱的梦幻世界。我们看到，清晰的物体无序地散落在画面上。那湿面饼般软塌塌的钟表尤其令人过目难忘。无限深远的背景，给人以虚幻冷寂，怅然若失之感。达利的绘画往往是支璃破碎的，充分展示了无意识的梦幻场景。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偶得的幻觉形象，必定经过了画家相当的努力；而看似无意识的画面，必定是有意识计划的结果，甚至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记忆的永恒》也不例外。弗洛依德曾这样对达利说，“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达利作，1944年，布上油画，51x44厘米，私人收藏。

1927年，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的妻子加拉相识。尽管加拉比达利年长10岁，两人仍倾心相爱并很快走到了一起。从此，加拉成为达利的伴侣和守护神，也是他的模特儿和艺术灵感之泉。《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描绘的是加拉的一个梦境，一个由于蜜蜂的蜇刺而引起的荒诞离奇的梦。画面上，裸体的加拉悬浮在一块礁石上休憩，而礁石则漂浮在海面上。在加拉身旁，一只红色石榴飘浮在礁石边，一只小蜜蜂正专心致至地围绕着石榴“工作”。加拉的左上方，大石榴裂开了口，裂口中窜出一条大鱼，鱼夸张的大嘴中又跃出两条斑斓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加拉柔软的躯体。猛虎前面，一把枪直指加拉，尖尖的刺刀头点在加拉的臂膀上，引起蜂蛰般的疼痛。远处，一只大象驮着尖顶方塔，迈着被极度拉长的竹杆般的四条腿走在海面上。这样的大象，我们在他1946年的《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又一次看到。一场由绕石榴飞舞的蜜蜂而引起的梦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它的颜色清澈明亮，形象逼真写实，但却毫无逻辑性可言。“这一切象征什么y对这样一幅画中的石榴、蜜蜂、老虎、大象、大海……可以赋予它几种甚至上百种意义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有深刻和浓厚的色情含义。”(Angelo De Fiore等著，乐华等译：《西洋巨匠美术丛书达利》文物出版社第24页。)

达利不仅画画，还从事雕塑、电影拍摄、写作、设计等工作。他曾与他人合作完成电影《一条安达鲁犬》、《黄金时代》，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一个天才的日记》，为芭蕾舞设计布景、服装，设计珠宝“皇家之心”、“时间之眼”，还有著名的“螯虾电话”等。经他手的每件作品，无一例外地留有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痕迹。1982年，加拉去世后，他把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1989年1月23日，达利离世，被安葬在他自己设计和装饰的剧场博物馆内。达利，这个名字曾经意味着功成名就和荒诞不经，时至今日，它依然如此。

《人投鸟一石子》，米罗作，1926年，布上油画，73.7x92.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胡安·米罗(JoanMiro，1893—1983)的艺术代表了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即有机的超现实主义。与达利的艺术不同，米罗的作品是令人愉快的。其画面洋溢着自由天真的气息，往往人见人爱。

米罗生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1907年开始学习艺术，曾在巴塞罗那市的几所美术学校学习。他早年接触过许多前卫艺术家，如凡高、马蒂斯、毕加索、卢梭等人的作品，也尝试过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的表现手法。在接受了各种可能的影响之后，他逐步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艺术风格。当然，这成功还得益于他家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米罗的艺术是自由而抒情的。他的画中往往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形，而只有一些线条、一些形的胚胎、一些类似于儿童涂鸦期的偶得形状。颜色非常简单，红、黄、绿、蓝、黑、白，在画面上被平涂成一个个的色块。看起来，这些画自由、轻快、无拘无束。但是，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漫不经心一蹴而就的，那你就错了。它们其实是艺术家自由幻想和深思熟虑相结合的结果。正如米罗自己所述，“当我画时，画在我的笔下会开始自述，或者暗示自己，在我工作时，形式变成了一个女人或一只鸟儿的符号……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的，潜意识的。”但是，“第二阶段则是小心盘算。”因此，尽管米罗的画天真单纯，仿佛出自儿童之手，但它们绝没有儿童画的稚拙感，它们是缜密思考后的流畅活泼。

《人投鸟一石子》作于1926年。画面看上去很简单：蓝和黄把画面分割开来，画的右前方立着由软绵绵的曲线构成的形状奇特的人左后方则是一只鸟，石子在画面留下了它运动的轨迹。黄色沙滩隐喻了乳房和性器官，这是画家对情欲——生命原动力的幽默赞美。

米罗不仅是位画家，也是舞台美术设计者，他曾与恩斯特一起为迪亚吉列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设计布景和服装，也为马西纳的芭蕾舞《孩子游戏》作舞美设计。他还创作版画、雕塑和陶器。1982年，他为巴塞罗那世界杯足球赛设计的吉祥物小橘人，至今令许多人难忘。

米罗是个生性内向的人，他无声无息地生活和工作，却极其迅速地名扬天下，这足以证明其艺术的魅力多么巨大。他的艺术，阿波利奈尔说，来自“持续的努力，不断地尝试，系统地表现他所期望加以系统表现的东西。”

8、抽象表现主义

绘画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广泛的艺术运动。肯沃思·莫菲特在《1945年以来的美国抽象画》中说，“战争造成了许多重要的法国和欧洲画家的流离失所，大家都来美国避难，并带给他们一种处身于现代运动中心的感觉。这有助于增加美国人的信心，去继承并且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绘画的传统。”这些避难画家包括唐居伊、恩斯特、马宋、达利、蒙德里安、杜尚等人。有些画家(如毕加索和马蒂斯)尽管未曾来到美国，但对纽约的影响同样十分强烈。在各种现代艺术思想、尤其是立体主义、新造型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艺术获得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二战刚刚结束，抽象表现主义便迅速出现，并很快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纽约第一次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缺乏描述，以表现性或构成性的方法表达概念，这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基本特点。“一般说来，在画面结构与统一感方面，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绘画思想中找到各种形式的。他们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寻求心理的即兴表现力量，作为发现一种个人神秘感和激发潜在想象力的手段。”(伯纳德·迈尔斯等编著，何振志等译：《20世纪美术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页)值得注意的是，抽象表现主义没有统一的风格，这一标签下的艺术家们除了反对的目标较为一致外，就很少有共同之处了。它包括了几乎不是“抽象”的德·库宁和完全不是表现主义的纽曼的艺术。不过，这并不妨碍其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协调。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者是阿谢尔·戈尔基和汉斯·霍夫曼，重要画家包括波洛克、德·库宁、罗斯科、马瑟维尔、戈特利布和纽曼等。这些艺术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德·库宁、波洛克为代表的行动画家，把动作和姿态作为创作的基础；另一类是以罗斯科、纽曼等人为代表的色域画家，依靠大面积的色彩表达某种思想。抽象表现主义又被称为“纽约画派”。195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大规模的“美国抽象绘画和雕塑”展览。1958—1959年，博物馆在欧洲八个国家巡回举办了“新美国绘画”展览。至50年代末，该运动走向衰落。抽象表现主义对后继的美国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欧洲艺术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门》，汉斯·霍夫曼作，1960年，布上油画，189.5x122.6厘米，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1883—1966)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这位从德国来到美国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为美国前卫艺术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抽象表现主义的两个分支，无论是行动绘画还是色域绘画，都与他的艺术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之父”。霍夫曼生于巴伐利亚，在慕尼黑长大。从1904到1914年这段欧洲现代艺术产生的重要时期，他一直住在巴黎，参加了从野兽派到立体派的许多活动，并与德劳内、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等人保持友谊。

因此，他从一开始便对现代派艺术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霍夫曼热衷于艺术教育，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师。他于1915—1932年在慕尼黑开办艺术学校，运用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教学体系，吸引了大批国际追随者。1932年，他来到美国，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任教。1934年他在纽约开办了自己的“汉斯·霍夫曼美术学校”，把正宗的欧洲现代艺术观念带到美国的艺术课堂。在他的门下，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艺术评论家克利门特·格林伯格曾这样评论他的教学本领，“从霍夫曼那儿，你能比从马蒂斯本人那儿学到更多马蒂斯的色彩。”还说，“在本世纪，不管以前还是今后，没有人能够象霍夫曼那样透彻地理解立体派。”(尼古斯·斯坦戈斯编，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霍夫曼不仅把欧洲现代艺术的精髓带给美国学生，还帮助他的学生摆脱欧洲风格的局限，探寻具有美国人自己特色的艺术之路。

在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几乎有一半人出自他的门下。在绘画上，霍夫曼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色彩和形的要素有效地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绘画意味着用色彩进行塑造，画家的使命，是利用色彩的因冷暖、明度及纯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进、退、胀、缩的视觉效果的差异，在画面上创造力与势的结构，表达内在情感。四十年代初，他开始采用以颜料滴、洒、甩、泼的方法进行创作，使画面充满强烈的表现性。这种作画方法，后来被波洛克、德·库宁等画家进一步发展，成为与欧洲现代绘画迥然相异的美国行动绘画的一大特征。《门》是霍夫曼创作于1960年的作品，画面看上去简洁、明确。不同形状的长方形错落有致，红黄蓝的色块在黑色与灰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强烈。整个画面在抽象色块的对比中显出节奏和张力。

《肝是公鸡的鸡冠》，戈尔基作，1944年，布上油画，182.9x248.9厘米，纽约布法罗奥尔布赖特一诺克斯艺术馆藏。

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1904—1948)的艺术是欧洲抽象艺术与美国抽象艺术之间的过渡桥梁。他生于俄国，1920年就到了美国，1925年起定居纽约。在艺术上，他确信现代艺术经过众多大师的实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传统。因而，他花了很大精力去学习和模仿早期现代派画家的作品。他起先热衷于学习毕加索，用清楚的轮廓和明亮的色彩去画立体派风格的静物画。三十年代后期，他在严谨的几何抽象化作品中增添了一些源自康定斯基和米罗艺术的有机形态的母题。以后，他又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旨在探索人的本能及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实践，并把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创作法吸纳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四十年代，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绘画从早先刻意的苦心经营转变为直抒胸襟的自由挥洒，画面显得轻松而流畅。他是最后一位由布雷东确认的超现实主义者，也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者。戈尔基生性善感，在艺术上偏爱优雅的情调和忧郁的诗意。他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喜欢热烈，喜欢温柔，喜欢可口的食物，喜欢肉感，喜欢独唱，喜欢澡盆子里水泡着洗澡……我喜欢麦田，喜欢耕地，喜欢杏树，喜欢晃动的阳光，但是最喜欢面包。”这种感受，在他那些布满有机形态的画面上得到充分的反映。他的画，在优雅而伤感的情调中渗透着某种神秘气息。

那些形态奇异的母题，想必是从米罗、唐居伊等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中吸收和发展出来的。评论家罗森伯格在谈到他的这种有机形态母题时说：“……充满隐喻和联想。在奇形怪状的软组织、隐蔽的切口和污迹之间，在由软绵绵的身体部件、肠子般的拳头、阴部、许多肢体组成的丛林里，花瓣暗示着野兽的爪子。”(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陈麦译：《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4页。)

而另一位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则生动形象地描述道，“那些密集、搏动的悬殊的形状造成一个印象，好象是炎热的夏天，把眼睛贴近地面，靠近地窥视一团缠结的草丛，是一只蚂蚱所见的现实，它的各种成分仍是没有发育好的，高尔基的温和而严格的线条把它们从焦点推出又拉近。”(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8页。)

戈尔基1943年所作的油画作品《肝是公鸡的鸡冠》充分反映了他的风格特点。在这幅画中，诸多生物形态的有机体纷纷攘攘地挤在一起，搏动出某种神秘和不安。画面色彩强烈，线条绵软流畅，那直抒胸襟的自由挥洒，显示出超现实主义自动化画法的影响。在这里，戈尔基以一种敏感而略带神经质的细线，勾画那些有机形态的母题，将他内心的脆弱和一触即动的官能感觉，细腻地表达出来，直接抒发了某种无以名状和无以慰籍的风情。戈尔基一生命运坎坷。他在有生之年未能见到抽象表现主义的辉煌，作品也未能打人市场。1946年，一场意外火灾将其画室毁于一旦，许多心血之作顷刻间化为灰烬。同年，癌症病魔又向他袭来，虽然手术后得以保住生命，但元气大伤。

以后，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意外车祸又使他颈部骨折。一连串的打击令他心灰意冷，在无以排遣的悲愁中，他于1948年自己结束了生命。戈尔基，这位敏感而脆弱的艺术家，“用他天生的诗请融化了欧洲抽象艺术的法度，带了抽象画走向美国自由表达的方向。”(王瑞云著：《20世纪美国美术》，文化艺术出版社，第81页)。

《熏衣草之雾》，波洛克作，1950年，布上油画，223.5x292.3厘米，珐琅和铝颜料，纽约私人收藏。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是20世纪美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艺术，被视为二战后新美国绘画的象征。波洛克生于怀俄明州，曾就学于洛杉矶的美术学校。17岁时他来到纽约，在艺术学生联盟随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学画。三十年代，他受到墨西哥壁画艺术的影响，评论家史密斯说：“迪古·里维拉那种为‘属于大众’的公共艺术献身的热情，可能有助于波洛克形成偏爱巨幅的感情。”(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陈麦译：《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6页。)他崇拜塞尚和毕加索，对康定斯基那种富于表现性的抽象绘画和米罗那种充满神秘梦幻的作品也情有独钟。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家不应当再象传统艺术家那样追求再现，而应该关注内在精神和情感的表达。他说：“现代艺术家生活在一个机器时代，我们有机器手段来逼真地描绘客观对象，如相机、照片。在我看来，艺术家的工作是表现内在世界——换句话说——是表现活力、运动以及其他的内在力量。……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着眼点是时间和空间，他表现情感，而不是图解社会。”(埃伦·H·约翰逊编，姚宏翔等译：《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8页。)

然而，对波洛克艺术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来自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所带来的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波洛克曾经回忆说，“是他们关于艺术源自无意识的观念。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胜过这些特殊画家的创作。”(埃伦·H·约翰逊编，姚宏翔等译：《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3页。)他一开始先是热衷于描绘那种所谓“生物形态”的图形。这些图形“充满原型的、好斗的、动物性的、色情的、神秘的特点”。他给这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加上传统的或神话的标题，以表现“在特定环境下不朽的人类情感”。1947年，波洛克的绘画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从而诞生了他那自由奔放的“滴画(drip painting)”。事实上，对这种风格有决定性影响的，恰是超现实主义关于艺术源于无意识的观念，即所谓“心理自动化”的创作方法。

波洛克曾经详细介绍了其“滴画”的创作方法：“我的画不是来自画架。在作画时我几乎从不平展画布。我更喜欢把没有绷紧的画布挂在粗糙的墙上，或放在地板上。我需要粗糙的表面所产生的摩擦力。在地板上我觉得更自然些。我觉得更接近，更能成为画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方法使我可以绕着走，从四周工作，直接进入绘画之中。这和西部印第安人创作沙画的方法相似。“我进而放弃画家们通常用的工具，像画架、调色板、画笔等等。我更喜欢用短棒、修平刀、小刀、以及滴淌的颜料或搅和着沙子的厚重涂料、碎玻璃和其他与绘画无关的东西。“一旦我进人绘画，我意识不到我在画什么。只有在完成以后，我才明白我做了什么。我不担心产生变化、毁坏形象等等。因为绘画有其自身的生命。我试图让它自然呈现。只有当我和绘画分离时，结果才会很混乱。相反，一切都会变得很协调，轻松地涂抹、刮掉，绘画就这样自然地诞生了。”(埃伦·H·约翰逊编，姚宏翔等译：《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5页。)

让我们想一想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有关超现实主义作家“自动化”写作方法的介绍，将之与波洛克的以上表述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波洛克的作画方式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创作是何等相似：“找一个尽可能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静僻处所，然后把写作所需要的东西弄过来。尽你自己所能，进入被动的、或曰接受性的状态。忘掉你的天才、才干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才干。牢记文学是最可悲的蹊径之一，他所通往的处所无奇不有。落笔要迅疾而不必有先人为主的题材；要迅疾到记不住前文的程度，并使你自己不致产生重读前文的念头。”(柳明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2页)

波洛克这种自由奔放、无定形的抽象画风格，成了反对束缚、崇尚自由的美国精神的体现。这种全新的绘画，体现了画家惊人的创造力。它在两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新颖性和独创性。

其一，“满幅”的构图风格。我们知道，以往的绘画中，往往都有一个倍受关注的视觉中心。无论是所谓“封闭的”古典主义绘画，还是“开放的”巴洛克绘画，画面形象都有核心形象与陪衬形象的差别。而如今，在波洛克的画面上，这种差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谓画面的中心，已全然无迹可寻。画面散漫无际，全面铺开，毫无主次。这种无重点满幅展开的画法，在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晚期名作《睡莲》中，其实已初见端倪。而波洛克在画中将之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程度。正因为此，波洛克的这种画法“被赞誉为1911年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分析立体主义绘画以后最引入注目的绘画空间方面的新发明。”(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76页。)

其二，绘画作品成为画家由情感所支配的行为的直接记录。“波洛克的每一张作品都不是轻易画出的……当他作画时他沉湎于吓人的狂热行动中。”(古德诺：《波洛克画的一张画》，《艺术新闻》1995年第5期，第39—40页。)而他作画过程中的那种充满节奏的自由运动，则在那铺于地板的巨幅画布上留下痕迹。对于完成后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他事先全然不知，画完后才根据需要剪裁一块，绷到画框上去。艺术评论家罗森伯格将这种绘画称作“行动绘画”，其含义便是，画家在这里所呈现的已不是一幅画，而是其作画行动的整个过程。画布成了画家行动的场所，成了画家行动的记录。

《女人与自行车》，德·库宁作，1952—1953年，布上油画，194x124厘米，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藏。

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他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曾就学于鹿特丹美术学院。1926年来到美国，从事过商业艺术和壁画等的创作。他与戈尔基是好友，两人曾合用一个画室，在艺术上深受其影响。不过，他的运气比戈尔基要好得多。德·库宁对抽象艺术的探索始于40年代以前，至4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1948年他举办了首次个展，随后声名鹊起，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画家。

在许多人看来，德·库宁的艺术似乎完整地体现了抽象表现主义某些方面的特征。他的艺术题材广泛，画风多变。40年代末，他用锌白和黑瓷漆创作出一组抽象黑白画，引起广泛的好评。50年代早期，他完成了著名的妇女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纵横交错的笔触表现了扭曲的人物形象，乖张暴烈，但充满激情。50年代后期，他回到对抽象构图的探索，以响亮的色彩和迅疾的笔触展示直抒胸襟的情绪表现。几年后，妇女题材重新吸引了他，不过这次他赋予她们的是优雅宁静的情调。德·库宁的创作持续到70年代以后，但后期作品与50年代的作品比较起来，在力量和激情方面均显得逊色。

在众多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德·库宁的画风显然与众不同。他并不像其他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那样彻底地丢弃形象，而是始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画面图形的具象性。他曾说：“即使是抽象的形状也必须有类似的形体。”不过在他笔下，这种“类似的形体”却与自然物象远远地拉开距离。他们在奔放的笔触与泼洒的颜料间与客观形象保持着“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联系。

《女人与自行车》是德·库宁50年代早期的女人体系列中的一幅。画面上，女性的形象在厚抹的粘稠颜料中出现。瞪着的眼睛、咧开的嘴巴、夸张的胸腹，使她看上去强悍可憎，令人生厌。德·库宁在谈到这批作品时曾这样说，“现在我看着它们，它们显得喧嚣而凶恶。我想这与偶像、神谕的想象，首先是与这些东西的热闹场面有关。”德·库宁把他对偶像与神谕的兴趣与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探索结合起来，成功展示了美国民众的某种粗俗气息。尽管形象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但画面确实充满震慑力和表现力，并展露出行动的痕迹，一如波洛克的“滴洒”。德·库宁认为，“自然的方式是无序的，艺术家如果想使它有序则非常荒谬。”他的艺术阐释了他的观念，为他奠定了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的地位。

《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100号》，马瑟韦尔作，1963—1975年，布上油画，213.4x609.6厘米，私人收藏。

汉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1915—1991)既是抽象表现主义的重要画家，又是才华出众的学者。有人将他归于行动画派的一员，也有人认为他的艺术介于行动绘画和色域绘画之间。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生于华盛顿，25岁起移居纽约。曾就学于洛杉矶奥蒂斯艺术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美术学校，并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美学学位。1941年，在超现实主义者，尤其是马塔、马宋、恩斯特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了他的画家生涯。马瑟韦尔对直觉、心理自动、无意识这些超现实主义概念很感兴趣。对于无意识，他认为是不能依赖的，因为它不可驾驭，“不提供可以构成任何表现形式的选择机会，让自己完全沉湎于无意识就会变成一个奴隶。”而自动创作“简直不是一个无意识的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用来发明新形式的可塑性武器。”马瑟韦尔深厚的理论修养使得理性力量在其艺术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努力地在意识和非意识之间寻找平衡，在形式结构和自由表达之间获得某种和谐。他的作品是“意识(直线、预先设计的形状、揣度过的色彩、抽象语言)和无意识的一种辩证法，它处于这样的状态，互不相干的各个整体融化为一个综合体。”(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尔著、侯翰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83页。)

1944年，马瑟韦尔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首次个展，后又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新美国绘画”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展览会展出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期间，他根据洛卡的诗歌，绘制了150多幅《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系列作品，表现西班牙民主在弗朗哥政权统治下的毁灭这一主题。这些变体画都是由白色背景上黑色的矩形和卵形所构成。画面单纯简洁，粗阔的块面流露出笔触挥洒和颜料滴淌的痕迹。这种充满情感表现的、几乎是书法式的抽象，显示出行动绘画的风格特质。《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100号》可谓该挽歌系列中的代表，它幅面巨大，气势恢弘，具有纪念碑式的庄严感。那大块粗黑的墨迹坚实而厚重，使画面充满张

《合而为一之三》，纽曼作，1949年，布上油画，182.5x84.9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在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中，除了以波洛克、德·库宁等人为代表的行动画派之外，还有另外一派以纽曼、斯蒂尔、罗斯科等为代表，其作品被称为色域绘画(colour—fieldpaint)。

虽然波洛克的绘画与所谓原型及人类本能具有联系，且与某种神秘的祈祷仪式不无关联，但他声称他的画并没有玄学的特质。可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另三位画家——罗斯科、斯蒂尔和纽曼却声称其艺术具有这种特质。斯蒂尔曾经说道：“我(在1946年前后)已说得很清楚，由劳动和一个了解自己的潜力及本质的头脑作后盾的一个笔画，就能把两千年的征服韬略中失去的自由归还给人类。”(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79页。)这句话让人想到康定斯基的名言：“一个三角形的尖角和一个圆圈接触产生的效果，不亚于米开朗基罗画上的上帝的手指接触着亚当的手指。”(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38—139页。)绘画的不同要素通过某种组合和处理，可以充分抒发人的情感，表达内在精神。罗斯科、斯蒂尔和纽曼作品中的深奥玄义，也许与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他们都经历了那场给人内心以巨大创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保罗·克利早在1915年就说过一句具有先见之明的话：“世界变得越可怕，艺术就变得越抽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是如此抽象、如此富于表现性。他们的艺术，实际上是对其时代的一种无声反映。

纽曼(Barneett Newman，1905—1970)是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中色域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于纽约，曾就学于艺术学生联合学院。他学过自然科学和哲学，还参加过纽约市长的竞选。他起初是积极支持抽象表现主义的美术评论家，后来发展为自己动手作画的画家。他曾在贝蒂·柏森陈列馆举办过首次个展，并参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新美国绘画”展，以及其他多种联合展览。他的画通常是在大片色块上画一两根垂直的线条，这种线条犹如拉链，将平坦的底子分割为相互呼应的色块。哈罗德·罗森堡说，纽曼把这种拉链式的线条“认作自己的符号，它充当他的超验的自我……被分开的长方形呈现实际存在的多重性——且是一种崇高的多重性。”纽曼的这种画风始于1948年。当时，他创作了一幅由深红底子和红色线条所构成的作品，并深受启发，“我意识到这里很有些名堂，使我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此后，他便致力于探索这种色场与垂直线之间的关系。色块的大小、明暗、色彩，线条的位置、粗细、肌理，可以形成无数种可能性。纽曼在这无数种可能性中费尽心机，有时，花在推敲线条位置上的时间，竟会长达好几个星期。那看似简单的画面其实非常复杂，体现了他的哲学观念。在《新美学前言》中，纽曼这样写道：“除空间以外，最喧嚷的是什么?……我的绘画既不关心空间的摆布，也不关心形象，而是关心时代的感觉……”

《合而为一之三》作于1949年，代表了纽曼的艺术风格。画面上，平涂的暗红色底子，由一根红色线条一分为二。线条是垂直的，不规整的，留有笔触画过的自然痕迹。它像一根拉练，将深色的平面划开，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匿着的某种东西。纽曼这种形式简练的画风对后来的极少主义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蓝色中的白色和绿色》，罗斯科作，1957年，布上油画，254x208厘米，纽约，私人收藏。

罗斯科(MarkRothko，1903—1970)生于俄国，十岁时移居美国，曾在纽约艺术学生联合学院学习，师从于马克斯·韦伯。他最初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后尝试过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以后，他逐渐抛弃具体的形式，于40年代末形成了自己完全抽象的色域绘画风格。

罗斯科的艺术注重精神内涵的表达。他力图通过有限的色彩和极少的形状来反映深刻的象征意义。他认为，今日西方文明根植于西方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希腊悲剧精神中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正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写照。他说，“我对色彩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并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表达人的基本情绪，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许多人能在我的画前悲极而泣的事实表明，我的确传达出了人类的基本感情，能在我的画前落泪的人就会有和我在作画时所具有的同样的宗教体验。如果你只是被画上的色彩关系感动的话，你就没有抓住我艺术的核心。”

罗斯科的作品一般是由两三个排列着的矩形构成。这些矩形色彩微妙，边缘模糊不清。它们漂浮在整片的彩色底子上，营造出连绵不断的、模棱两可的效果。颜料是被稀释了的，很薄，半透明，相互笼罩和晕染，使得明与暗、灰与亮、冷与暖融为一体，产生某种幻觉的神秘之感。这种形与色的相互关系，象征了一切事物存在的状态，体现了人的感情的行为方式。画家借助于它到达了事物的核心。罗斯科的画往往尺幅很大，这是为了能让人置身于体验之中。他在，1951年这样说，“我认识到历史上创作大型绘画的功能可能是为了描绘一些宏伟豪华的事物。然而，我之所以画它们的原因——我想它也适用于其他我所认识的画家——正是因为我想变得极为友好亲切而又富有人性。画小幅绘画是把你自己置于体验之外，把体验作为一种投影放大器的景象或戴上缩小镜而加以考察。然而画较大的绘画时，你则是置身其中。它就不再是某种你所能指挥的事物了。”1958年，他又说，“我画大幅画，因为我要创造一种亲切的气氛。一幅大画是一种直接的交流，它把你带进画中。”(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翰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212页。)罗斯科要求其作品挂得足够地高，并配以足够昏暗的光线和冥想的氛围，以便让人完全沉浸其中。当然，这种要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

《蓝色中的白色和绿色》是罗斯科的代表作。画面上，绿色和白色的矩形排列在蓝色的底子上。矩形的边缘没有被明确地界定，颜色也相互渗透融合，这使得块面仿佛是从背景上隐约浮现出来，并且不断地徘徊、浮动着。它们在画面上产生某种韵律，温和、舒缓而深沉，触动着人们的心灵。暗淡的色彩给画面抹上一层神秘的、悲剧性的感觉，白色的区域则透出信心和潜力。罗斯科后期的作品，色调更加阴暗，仿佛淹没在日益加深的痛苦之中。他甚至让画面变为全黑，以表达其悲剧的意识。他60年代所作的壁画，带有某种崇高之感。

9、波普及其之后的绘画

20世纪产生于美国画坛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标志着西方现代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如果说，这个画派其实是欧洲现代派绘画在美国的延续，那么此后在美国所产生的种种绘画流派，则全然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波普艺术，便是最早的一个具有美国特点的画派。波普艺术出现在50年代中后期，按照利希滕斯坦的说法，“把商业艺术的题材用于绘画就是波普艺术。”它取材通俗，视觉图像简单直接，并且排除个性的流露。丙烯、搪瓷等材料在画面上造成平整光滑的肌理效果，让人想到杂志封面，带有高度类型化的气息。在波普艺术家眼中，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它可以直接以现实生活中的物品为题材，而生活中的物品也可以直接作为波普艺术作品。波普艺术之后的美国画坛上，显示出流派纷呈的气象。照相写实主义、光效应、硬边绘画等等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光效应艺术流行于60年代，它通过线、形、色的特殊排列引起人们的视错觉，在静的画面上造出动的效果。照相写实主义主要流行于70年代，它根据照片绘制画面，形象逼真而细致。

《三面旗》，约翰斯作，1958年，布面蜡画，私人收藏。

约翰斯是波普艺术早期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南卡罗来那州，1952年移居纽约。他的画摒弃抽象表现主义那种短暂情感的表现，创造出一种用纯绘画形式、甚至用生活中的实物，精致处理日常现实题材的“新达达”风格。这种风格在波普艺术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约翰斯选择美国国旗作为该画的唯一母题。这一母题对于一般的美国公众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再没有别的社会符号有美国国旗这么强大的抵抗审美转化的力量了。”然而约翰斯偏要坚持说：“这不是旗子。”这不免让人想起马格里特曾在其画着烟斗的一幅画上写下的一句话：“这不是烟斗。”确实，那不是烟斗，而只是一幅画。约翰斯在此所要说的，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他在这幅画中，其实是要表现图像与现实之间的那种界限。虽然他以高度写实的技巧把三面旗子描绘得十分逼真，但是它们看上去却似乎很不自然。它们毫无飘动和下垂的感觉，仿佛悬浮在半空。可以看出，它们彼此隔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但是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假如说它们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动的感觉的话，那就是旗子上的红、白、蓝三色并不是平涂的单色，而是略微地带着起伏波动的效果。人们也许要问，画家是否在为这三面旗子画肖像?这样的肖像，想必只会存在于画家的脑子里。因而，这幅画所描绘的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而只是一种幻想的现实罢了。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会让人有如此奇怪的感觉。

《在钢琴边的女孩》，利希滕斯坦作，1963年，布面油画，纽约，私人收藏。

利希滕斯坦(RoyLichtenstein，1923一)是以画卡通式的图像而著名的。与安迪·沃霍尔一样，他不仅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以及现代商品化社会的粗俗形象偏爱有加，而且，还喜欢以一种不带个性的、中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形象。对于它们，他既不攻击批评，也不吹捧美化，只是简简单单地陈述——这就是我们身临其境的城市，这就是那些组成了我们生活的图像和象征符号。1961年他开始将那最为平淡无奇的连环漫画中的形象，放到他的大幅的画面上去。他津津有味地用油彩或丙烯颜料，将那些连环漫画原样放大，甚至把那廉价彩印工艺中的网点，都不厌其烦地复制出来。就画面的讲究和制作严谨而言，其画风显得十分古典。《在钢琴边的女孩》是一幅具有典型的利希滕斯坦画风特点的作品。整幅画复制了一幅连环漫画，比原作放大了五百多倍。画家不仅把原作的构图与人物形象准确复制下来，而且对原作者的笔法以及丝网印刷的网点作了精心细致的模仿。他借用广告画家的放大格，逐格将连环漫画上的图形一成不变地从小格转移到画布的大格上去。他还采用特制的金属雕版，上面打有整齐的小孔，把大片的小圆点有规则地排立在巨幅的画面上，有意模仿印刷工艺中的网点，以表明其放大的连环漫画的通俗文化色彩。他声称，这种绘画并不是机械的仿制品，其画法只是为了形式的原因：“我认为我的作品与报刊漫画是不同的……，我所作的是造型，而报刊漫画依我的解释并不是造型。”(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陈麦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流》，赖利作，1964年，板、混合材料，149.5x148.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奥普(OPArt)艺术，又被称作“视幻艺术”或“光效应艺术”，流行于60年代。这种艺术主要借助线、形、色的特殊排列引起人们的视错觉，从而使静止的画面产生眩目流动的动感效果。它渊源于包豪斯的传统，利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与观者的视觉感知作用紧密联系的一种抽象艺术。

光效应艺术的光感、幻感和动感源自于画面本身所拥有的特殊动力特质。线条，如垂直线、水平线、曲线的规律性排列，形状，如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周期性组合，以及色彩的并置、重叠、围绕、渐变等，给视网膜带来了特殊的刺激。它蛊惑人们的视知觉，造成闪烁、放射、旋转、凹凸等运动幻觉。这种视觉上的飘忽不定，甚至使观者在不经意间便被拉人到意识涣散的恍惚状态之中。可以说，它是一种视觉魔术。尽管我们知道，所有的绘画艺术都涉及到物理事实与心理效果之间的差距问题，然而在这里，我们仍会惊异于静止平面上的那种起伏波动的幻觉效果。

光效应绘画的创作有点像是对视觉所作的科学试验，而与情感无关。这种绘画并不只限于画面本身，它还呼唤着观者的参与，只有当人们看着它时，它才能在与观者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完整性，实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那些画家都尽量避免调和颜料，而是让原色在画布上并置，当观者退后到适当距离时，由于视网膜的独特复合作用，人们感觉到了光的闪烁。光效应画家将这种技巧作了进一步推进，使之成为实际上的主题和内容。光效应艺术很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它被运用于设计、装饰、广告等方面，成为流行的一种标签。光效应的代表画家包括维克多·瓦萨莱利和布里奇特·莱利等人。

布里奇特·路易斯·赖利(Bridget Louise Riley，1931—)是一位有创造性的英国女画家。1960年前，她主要画人物和风景，后来，她投入到光效应艺术中，创作出一批很富动感的作品。《流》作于1964年，是其有名的黑白绘画系列中的一幅。线条之间的关系似乎经过了仔细的推算和精心的编排，在画面上造成波折流转的效果。当眼睛盯着它时，画面便不断地起伏波动，“流”的幻觉产生了。

《约翰》，克洛斯作，1971—1972年，画布丙烯，254x228.6厘米，纽约威尔敦斯坦画廊藏。

照相写实主义又被称作超级写实主义，是流行于70年代的一种艺术风格。它几乎完全以照片作为参照，在画布上客观而清晰地加以再现。正如克洛斯(Chuck Close)所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把摄影的信息翻译成绘画的信息。”它所达到的惊人的逼真程度，比起照相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照相写实主义的画家们并不直接写生。他们往往先用照相机摄取所需的形象，再对着照片亦步亦趋地把形象复制到画布上。有时他们使用幻灯机把照片投射到幕布上，获得比肉眼所看到的大得多、也精确得多的形象，再纤毫不差地照样描摹。蓝本上一些不够清楚的细节，也被画家们予以修正，而具有同样的逼真性和清晰性。如此巨细无遗的精确画面，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了对人们常规观察方式的一种挑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形象的视觉感知不会细致到面面俱到，不放过任何细节。通常由于职业、情感、性格以及实用主义等诸多影响，眼睛会有所选择地对形象作出反应，有些可能经仔细观察获得了清晰印象，有些可能只是一带而过，甚至很多时候，人们的看只是大致清楚而已。照相写实主义的写实几可乱真，但它对所有细节一视同仁的清晰处理，则暗示了它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暗示了真实之下的不真实。此外，照相写实主义画家们有意隐藏了一切个性、情感、态度的痕迹，不动声色地营造画面的平淡和漠然。这种表面的冷漠之下，其实包含了某种对社会的观念，它反映的是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精神情感的疏离和淡漠。

照相写实主义作品往往尺幅巨大，给视觉带来某种震撼。查尔斯·贝尔(Chades Bell)认为，“极度地改变日常东西的尺寸，使我们能够进入里面，更容易探索它的表面和结构。”大尺幅的绘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炮制出来。画家常常把照片划分为许多小格，再按照比例一小块一小块地仔细复制。显然在完工之前，看不出画面的整体效果。照相写实主义题材广泛，形象逼真，并且无一例外地摒弃一切主观因素。表面上看，它是对写实的回复，而实际上，它是对当代社会的某种揭示。写实，在这里已经成为与抽象并驾齐驱的一种现代艺术手法。

照相写实主义的出现曾经招来一片可以想象的批评和攻击，靠了画商的支持和大众的热情，它立住了脚跟且声名鹊起。这一风格的画家中，克洛斯以人物肖像为唯一的题材，埃斯特斯喜欢描绘都市街景，戈因斯对咖啡厅和快餐店感兴趣，查尔斯·贝尔把精力花在描绘游戏玩具上，罗伯特·贝希特勒则致力于平衡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尽管从事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的人数不算多，但它的影响倒是绵延不绝，甚至至今仍有人对它颇有兴趣。

克洛斯(Chuck Close，1940一)是照相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华盛顿，曾就学于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他早先从事抽象表现主义创作时，发现他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同出一辙，缺少自己的特点。为了追求自己的视像和观念，他于是转向了画人，且借助照片画人。他从1964年起描绘人像，两年后专以照片为蓝本作画。他调侃道，“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都画得很‘帅’，我就采用最笨的。他们的画用颜色涂得很厚，我就只用黑白，涂得极薄。当然，后来我也用了色彩。”(啸声：《访问查克·克洛斯》，《世界美术》1987年第1期，第34页。)他终于找到自己，做到了与众不同。克洛斯描绘的对象都是他所熟悉的亲友，他了解他们的音容笑貌、个性心理，但在画面上，不仅人物毫无表情，不传达任何自己的特点，克洛斯也抹去自己的感情，不表露任何倾向。他用喷笔和电动橡皮代替可能泄露个性的画笔，费时耗力地进行他的工作。《约翰》是他70年代初的一件作品，人像逼真，纤毫毕现。皮肤、毛发、眼睛、眼镜等均被描绘得富有质感。如此大的尺幅，加上如此强的逼真，会让人产生一种念头，那就是真得“像假的一样”了。（ 全文完）

 

西方绘画史概述：西方绘画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是与其他艺术如雕塑、音乐、舞蹈等等一起发展起来的，与人类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而在漫长的中世纪，绘画作为宗教的艺术而存在。

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西方绘画从宗教艺术中独立出来。绘画在人文主义气氛中，形成了它的整体风貌。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兴起于意大利，产生了如马萨乔、多纳太罗、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文艺复兴绘画巨匠。至今，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仍如星空中最明亮耀眼的星星，令人仰视。人类绘画艺术史上的大师还有波提切利、提香、乔尔乔内、丁托列托、老彼得·勃鲁盖尔、丢勒、小汉斯·荷尔拜因等等，他们将欢乐、狂热、激情和才华凝于笔端，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用色彩表现出来。

17世纪的巴洛克绘画，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阶段，分享着古典主义的精神遗产，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表现出一种对个性情感的极度张扬和浮华矫饰，强调人生的享乐与欢快色彩，在技术上夸耀技巧与复杂，追求装饰性。这一风格风靡了一百多年。这一时期的世界级艺术大师有卡拉瓦乔、伦勃朗、哈尔斯、维米尔、鲁本斯、委拉斯凯兹、格列柯等等。

到18世纪的洛可可绘画，享乐与华贵的艺术时尚几乎占据整个画坛。洛可可绘画是在宫廷和贵族阶层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描绘贵族男女的风流韵事和闲适娱乐生活。到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绘画巳与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联系，绘画迎来了新古典主义美术的曙光。这一时期的绘画大师有华托、布歇、夏尔丹、拉图尔、格勒兹、霍格斯、雷诺兹、庚斯博罗、提埃波罗等等，他们的艺术成就，极大地丰富了18世纪西方绘画。

进入十九世纪后，绘画艺术中心移到了法国。很多画家先后到法国学习和居住。像荷兰的凡高，西班牙的毕加索等一些对世界绘画有影响的画家都在法国居住过。由于社会的变革，文艺思潮的转变，使当时法国的绘画出现了多种画派，如学院派、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等，它们对西方绘画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出现了众多现代主义的思潮，在艺术理论与观念上与传统绘画分道扬镳。现代主义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强调艺术的纯粹性及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他们排斥功利性，对描述性和再现性的因素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组织画面结构，表达内在情感，营造神秘梦境。其主要流派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巴黎画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维也纳分离派、风格主义、达达主义、形而上画派、超现实主义、至上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谱艺术、光效应、新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等。

西方绘画大师一览

一、意大利画家
乔托·迪·邦多内 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 雕塑家、建筑师
西莫内·马丁尼 Simone Martini(1284-1344年)意大利画家
弗拉·安哲里柯 Fra Angelico 意大利画家
帕多·乌切洛 Pado Ucoello (1397-1475年)意大利画家
秦梯利·德·法布里亚诺 Gentile de Fabriano (1370-1427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著名画家
马萨乔 Masaccio (1401-142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
弗拉·菲利普·利比 Fra Fiippol lippi (约1406-146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僧侣画家
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 Andrea del Castagno(约1419-1457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
贝诺佐·哥佐利 Benozzo Gozzdi (1420-1475年) 安哲里柯的学生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1420-1492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
乔凡尼·贝利尼 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安德烈亚·曼坦那 Andrea Mantegna (1431-1506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巴杜亚派画家
卡洛·克里韦利 Carlo Crivelli (1430-约1495年)意大利画家
山德罗·波提切利 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佩鲁吉诺 Perugino (约1446-1523年) 意大利画家
多梅尼科·基兰达约 Domenico Ghirlandajo (1449-1494年)文艺复兴前期的湿壁画家
莱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
菲比皮诺·利比 Filippino Lippi(约1457-1504年)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
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塑家、画家、 建筑师、 诗人
乔尔乔奈 Ciorgione (1477-151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洛伦佐·洛托 Lorenzo Lotto(约1480-1556年)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帕尔马·伊尔·韦基奥 Palma il Vecchio (1480-1528年)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拉斐尔·圣齐奥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
柯勒乔 Correggio (1489-153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
提香·韦切利奥 Tiziano Vecellio (1485-1576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
多索·多西 Dosso Dossi(约1479到1490之间-1542年)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
帕米贾尼诺 Parmigianino (1503-1540年) 意大利画家
布隆齐诺 Bronzino (1503-1572年)意大利十六世纪矫饰主义画家和宫廷肖像画师
丁托莱托 Tintoretto (1518-159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之一
乔凡尼·巴蒂斯塔·莫罗尼 Giovanni Battista Moroni(约1525-157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肖像画家
保罗·委罗内塞 Paolo Veronese (1528-158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之一
安德·德尔·萨尔托 Andrea del Sarto (1486-1531/153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安尼巴莱·卡拉齐 Annibale Carracci(1560-1609年)意大利画家
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 Orazio Gentileschi (1562-163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
米开朗基罗·梅西里·达·卡拉瓦乔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3-1610年)意大利画家
圭多·雷尼 Guido Reni (1575-1642年) 意大利画家
阿尔泰米西亚·真蒂莱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 (1597-1652年)意大利画家
詹巴蒂斯塔·提埃波罗 Giam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年)意大利画家
蓬佩奥·巴托尼 Pompeo Batoni(1708-1787年)意大利画家
乔凡尼·塞冈提尼 Giovanni Segantini (1858-1899年)意大利画家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年)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
雷纳托·古图索 Renato Guttuso (1912-1987年)意大利画家


二、尼德兰画家
胡伯特·凡·艾克 Hubet Van Eyck (1370-1426年)
扬·凡·艾克 Jan van Eyck(1390-1441年)尼德兰文艺复兴初期最重要的代表画家
佩特吕斯·克里司图斯 Petrus Christus (1415-1473年)尼德兰画家
罗吉耶·凡·德·威登 Pogier Van der Wenyden (1400-1464年) 尼德兰画家
迪里克·布茨 Dieric Bouts (约1415-1475年)尼德兰画家
罗贝尔·康宾 Robert Campin (1378-1444年)尼德兰14世纪后半叶的宗教画家
汉斯·梅姆林 Hans Memling (1430/1435-1494年)15世纪末期佛兰德斯最多产和才华出众的画家
雨果·凡·德·古斯 Hugo Van der Goes (1440-1482年)尼德兰画家
希罗尼穆师·博斯 Hierongmus Bosch (1450-1516年)尼德兰画家
盖特根·托特·辛特·扬斯 Geertgen tot Sint Jans (1460-1495年) 尼德兰画家
格拉德·戴维 Gerard David (1460-1523年)尼德兰画家
康坦·马西斯 Quentin Massys (1455-1530年)尼德兰画家
扬·戈塞特 Jan Gossaert (1478-1533年)尼德兰画家
彼得·勃鲁盖尔 Pieter Bruegel (1525-1569年) 尼德兰画家


三、法国画家
弗朗索瓦·克鲁埃 Francois Couet(约1522-1572年)法国枫丹白露画派的代表人物
安托万·勒南 Antoine Le Nain(约1588-1648年)、 路易·勒南 Louis Le Nain(约1593-1648年)、马蒂厄·勒南Mathieu Le Nain (约1607-1677年) 法国农民画家
西蒙·武埃 Simon Vouet(1590-1649年) 法国画家
乔治·德·拉图尔 Georges de La tour (1593-1652年)法国宗教画和风俗画画家
尼古拉斯·普桑 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年)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
克洛德·洛兰 Claude Loorrain (1600-1682年)法国画家
菲力普·德·尚帕涅 Philippe de Champaigne (1602-1674年)法国17世纪的肖像画与宗教画画家
夏尔·勒布伦 Charles Le Brun(1619-1690年)法国画家
厄斯塔什·勒·叙厄尔 Eustache Le Sueur (1616-1655年) 法国画家
塞巴斯蒂安·布尔东 Sebastien Bourdon(1616-1671年)法国画家
让-费朗索瓦·德·特鲁瓦 Jean-Francois de Troy (1679-1752年)罗可可时代的重要绘画代表,一位著名的装饰画家、 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
亚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 (1659-1743年)法国画家
让-安托万·华托 T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年)法国画家
让-马克·纳蒂埃 Jean-Marc Nattier (1685-1766年)法国画家
弗朗索瓦·勒穆瓦纳 Francois Lemoyne (1688-1737年)法国画家
路易斯·托克 Louis Tocqu é (1696-1772年)法国画家
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 Jean-Baptiste SimeonChardin (1699-1779年)
弗朗索瓦·布歇Frangois Boucher (1703-1770年)法国画家
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 Claude-Joseph Vernet (1714-1789年)法国画家
让·巴蒂斯特·格瑞兹 Jean Baptiste Greuze (1725--1805年)法国画家
让-奥诺雷·弗拉贡纳尔 Jean-Honore Fragonard (1732-1806年)法国罗可可画家
雅克路易·达维特 Jacqnes Louis David (1748-1825年)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巴龙-让·巴蒂斯特·勒尼奥 Beron Jean-Baptiste Regnault(1754-1829年) 法国画家
皮埃尔·保罗·普吕东 Pierre·Paul Prud’hon (1758.4-1823.2年) 法国画家
弗朗索瓦·热拉尔 Fransois Gerard (1770-1837年)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
安托万·让·格罗 Antoine Jean Gros (1771-1835年)法国画家
弗朗索瓦·爱德华·皮科 Fransois Eddouard Picot(1786-1866年) 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阿道夫·威廉·布格罗 Adolphe William Bouguereau(1825-1905年)法国画家
泰奥多尔·席里柯 Theodore Gericaule (1791-1824年)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
保尔·德拉罗什 Paul Dalaroche (1797-1856年)法国19世纪中期学院派画家之一
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 Jean-Baptiste Camille Cont(1796-1875年)法国画家
欧仁·德拉克洛瓦 Euaene Delacroix (1798-1863年)法国浪漫主义代表画家
让-奥古斯特·多明尼克·安格尔 Jean Auguste DomingueEngres (1780-1667年)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
泰奥多尔·夏塞里奥 Theodore Chasserian (1819-1856年)法国画家
让·莱昂·热罗姆 Jean leon Gerome (1824-1904年)法国画家兼雕刻家
泰奥多尔·卢梭 Theodore Rousseau (1812-1867年) 法国巴比松画派风景画家
奥诺雷·杜米埃 Aonre Daumier (1808-1879年)法国现实主义画家
让·弗朗索瓦·米勒 Jean Fransois Millet (1814-1875年)法国现实主义画家
居斯塔夫·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年)法国现实主义画家
罗莎·博纳尔 Rosa Bonheur (1822-1899年)法国画家
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1824-1898年)法国画家
古斯塔夫·莫罗 Gustave Moreau (1826-1898年)法国画家
朱尔斯·布勒东 Jules Breton (1827-1906年) 法国油画家
卡米耶·毕沙罗 Camille Pissarro (1830- 1903年)法国印象派画家
爱德华·马奈 Edouard Manet (1832-1883年)法国画家
朱尔斯·巴斯蒂安·勒帕热 Juies Bastien Lepaze (1848-1884年) 法国画家
朱尔斯·勒菲弗尔 Jules Lefebvre (1834-1912年) 法国19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画家
埃德加·德加 Edgar Degas(1834-1917年)法国画家
雅姆·蒂索 James Tissot (1836-1902年) 法国画家
亨利·方丹·拉图尔 Henri Fantin Latour (1836-1904年)法国画家
艾尔弗雷德·西斯莱 Alfred Sisley(1839-1899年)法国印象派风景画家
保罗·赛尚 Paul Lezanne (1839-1906年)法国后印象画派代表人物
克洛德·莫奈 Ciaude Monet (1840-1926年)法国画家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Pierre Augnste Renoir (1841 -1919年) 法国画家
贝尔特·莫里索 Berthe Morisot (1841-1895年)法国女画家、版画家
让·勒孔特·迪·努伊 Jean Lecomte du Nouy (1842-1923年) 法国画家
亨利·卢梭 Henri Rousseau (1844-1910年)是法国19世纪末原始派的代表画家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 Gustave Caillebotte (1848-1894年)法国画家
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年) 法国画家
乔治·修拉 Georges Senrat (1859-1891年)法国画家
亨利·热尔韦 Henri Gervex (1852-1929年) 法国画家
亨利·玛丽·雷蒙·德·图卢兹-劳特累克 Henri MarieRaymond deToulouse-Lautrec (1864-1901年) 19世纪末法国最年轻的大画家
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 (1869-1954年) 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
阿尔贝·马尔凯 Albert Marquet (1885-1947年)法国画家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Maurice de Vlaminck (1876-1958年) 法国画家
安德烈·德朗 Andre Derainc (1880-1954年)法国画家和雕塑家
费尔南德·莱热 Fernand Leger (1881-1955年)法国画家
乔治·布拉克 Georges Braque (1882-1963年)法国立体派画家
马塞尔·杜桑 Marcel Duchamp (1887-1968年)法国达达主义画家
马克·夏加尔 Marc Chagall (1887-1985年)法国画家　


四、西班牙画家
胡塞佩·德·里贝拉 Jusepe de Ribera (1591-1652年)西班牙宗教画的杰出代表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约1541-1641年 西班牙画家
迭戈·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 Diego Rodrignez de SilragValazquez(1599-1660年) 西班牙画家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穆立罗 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 (1617-1682年)西班牙画家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Fraycisco de GoyayLucientes (1746-1828年) 西班牙画家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 Pablo Picasso (1881-1973年)西班牙伟大的现代画家
约安·米罗 Joan Miro (1893-1984年)西班牙画家、雕塑家、 陶瓷艺术家
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i (1904-1989年)西班牙画家、舞美设计师和电影制片人及作家


五、德国画家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cbrecht Durer(1471-1528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油画家、 版画家、 雕塑家、 建筑家
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 Matthias Grunewald(约1455 -1528年)德国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
卢卡斯·克拉纳赫 Lucas Cranach (1472-1553年)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画家
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 Albrecht AltdOrfer (约1480-1538年)德国画家
汉斯·荷尔拜因 Hans Holbein (1479-1543年)德国画家
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 Johann Heinrich WilhelmTischbein(1751-1829年)德国画家
菲利普·奥托·龙格 Philipp otto Runge (1777-1810年)德国画家兼艺术理论家
卡斯帕·达维德·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年) 德国画家
阿道夫·门采尔 Adolf Menzel (1815-1905年)德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威廉·莱伯尔 Wilhelm Leibl (1844-1900年)德国画家
保罗·克利 Paul Klee (1879-1940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马克斯·贝克曼 Max Beckmann (1884-1950年) 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版画家
奥托·迪克斯 Dtto Dix (1891-1969年) 德国画家、 版画家和雕塑家
马克思·恩斯特Ernst (1891-1976年) 德国画家,雕塑家
乔治·格罗茨 Georeg Grosz(1893-1959年)德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卢西恩·弗洛伊德 Lucian Frend (1922-)德国画家


六、荷兰画家
弗兰斯·哈尔斯 Frans Hals (1580-1666年)荷兰肖像画家、风俗画家
威廉·克拉斯·黑达 Willem Claesz.Heda (约1593-1680年)荷兰17世纪最富诗意的一位静物画家
让·凡·霍延 Jan van Goyen (1596-1656年)荷兰画家
伦勃朗·凡·赖恩 Rembrandt van Rijn (1606-1669年)荷兰画家
亚伯拉罕·凡·贝耶伦 Abraham van Beyeren (1620-1690年)荷兰画家
雅各布·凡·雷斯达尔 Jacob van Ruisdael (约1628-1682年)荷兰油画家及版画家
扬·斯丁 Jan steen (约1626-1679年) 荷兰画家
彼得·德·霍赫 Pieter de Hooch (约1629-1684年)荷兰特尔夫特画派风俗画家
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年) 荷兰风俗画家
梅因德尔特·霍贝玛 Meindert Hobbema (1638-1709年)荷兰风景画家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年)荷兰画家
皮特·蒙德里安 Piet Mondrian (1872-1944年)荷兰画家


七、俄国画家
A·G·维涅齐昂诺夫 A·G · Venetsianov (1780-1847年)俄国画家
O·A ·吉普林斯基 O·A· Kiprensky (1782-1836年)俄国18世纪油画家、 素描画家
K·P·勃留洛夫 K·P· Brullov (1799-1852年) 俄国画家
A·A·伊凡诺夫 A·A·lvanov (1806-1858年)俄国画家
P·A·菲多托夫 P·A·Fedotov (1815-1852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I·K·艾伊瓦佐夫斯基 I·K·Aivazovsky (1817-1900年)俄国的海景画家
A·K·萨甫拉索夫 A·K·Savrasov (1830-1897年)俄国画家
I·I·希什金 I·I·Shishkin (1832-1898年)俄国风景画家
I·N·克拉姆斯柯依 I·N·Kramskoy (1837-1887年)俄国画家
A·I·库茵芝 A·I· Kuinji (1842-1910年)俄国风景画家
I·E·列宾 I·E·Repin (1844-1930年)俄国画家
V·I·苏里柯夫 V ·I·Surikov (1848-1916年)俄国画家
V·M·瓦斯涅佐夫 V·M·Vasnetsov (1848-1926年) 俄国画家
V·A·谢洛夫 V·A·Serov (1865-1911年)新旧世纪交替时期俄国杰出的肖像画家
V·E·鲍里索夫·穆萨托夫 V·E·Borisov Musatov (1870-1905年) 俄国著名画家
I·I·列维坦 I·I·Levitan (1861-1900年)俄国风景画家
M·A·弗鲁贝尔 M·A·Vrubel (1856-1910年)俄国画家威斯利·康定斯基 WassilyKandinsky (1866-1944年)俄国画家和美学理论家


八、英国画家

威廉·霍加斯 Willian Hogarth (1697-1764年)英国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油画家和美学家
乔舒亚·雷诺兹 Joshua Reyndols (1723-1792年)英国肖像画家
乔治·斯塔布斯 George Stubbs (1724-1806年)英国杰出的动物画家和解剖学家
托马斯·庚斯勃罗 Thomas Gains borough (1727-1788年)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
约瑟夫·莱特 Joseph Wright (1734-1797年)英国画家
约翰·佐法尼 Johann Zoffany(1733-1810年)英国画家
托马斯·劳伦斯 Thomas Lawrence(1769-1830年)英国画家
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 (1741-1806年)英国画家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年)英国画家
约翰·康斯太布尔 John Constable (1776-1837年)英国风景画家
理查德·达德 Richard Dadd (1817-1887年)英国画家
约翰·马丁 John Martin (1789-1854年)英国画家
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 (1821-1893年)英国画家
威廉·霍尔曼·亨特 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年)英国画家
但丁·加布里埃尔·罗赛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年)英国画家、诗人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John Everett Milliais (1829-1896年)英国画家
洛德·莱顿 Lord Leighton (1830-1896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声望的学院派画家
爱德华·伯恩-琼斯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年)英国画家、工艺美术家
阿瑟·休斯 Arthur Hughes(1832-1915年)英国画家
阿尔玛·塔德玛 Alma Tedema (1836-1912年)荷裔英国画家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909-1992年)英国画家


九、美国画家
温斯洛·霍默 Winslow Homer(1836-1910年)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画家
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美国油画家、版画家
玛丽·卡萨特 Mary Cassatt (1844-1926年)美国女画家,法国印象主义画派成员之一
约翰·辛格·萨金特 John Singer Sargent (1856-1925年)美国肖像画家
爱德华·霍珀 Edward Hopper (1882-1967年)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威廉·德·库宁 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年)荷兰裔美国画家
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1912-1956年)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主要代表
安德鲁·纽厄尔·怀斯 Andrew Newell Wyeth (1917-1975年)美国画家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1928-)美国画家,波普艺术家
汤姆·韦塞尔曼 Tom Wesselmanh (1931-)美国画家,波普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



十、其它地区画家
弗兰斯·斯尼德斯 Frans Snyders (1575-1657年)佛兰德斯画家
彼得·保罗·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年)佛兰德斯画家
安东尼·凡·代克 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年)佛兰德斯画家
安德斯·佐恩 Anders Zorn (1860-1920年)瑞典画家
喜多川歌麿(1753-1806年)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浮世绘美人画大师
埃贡·席勒 Egon Schiele (1890-1918年)奥地利画家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Gustav Klimt (1862-1918年)奥地利画家
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 (1863-1944年)挪威油画家、版画家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 Kasimir Malevich (1878-1935年)前苏联抽象艺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保尔·德尔沃 Paul Devaux (1897-1978年)比利时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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